唐代作家刘禹锡的名篇“ 陋室铭 ”，我是中学里就看到的。说来有点见笑，文章的深奥大义我没有怎么领会，倒从此滋生了想也有一间陋室的奢望。当然，山之仙、水之龙是绝对不敢自喻的，也未曾遐想过在里头调琴、阅经或接待鸿儒。我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希望能有一个清静点的场所看点想看的书、写点想写的东西而已。
我念书的中学座落在长江口，倒不是什么喧哗之地，学校也有教室供学生复习功课。不过，自己又偏想看点闲书写点日记之类的东西，这，几十人一间的大教室就不是什么合适的场所了。记得有一阵看了部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 静静的顿河”，就被人认为不利于少年人的思想改造，弄得很无趣。宿舍里呢，小小房间里挤了八、九个人，更不是什么随便看书和写东西的地方。只有黎明时分，当曙色透过玻璃窗进入帐子里时，我才能悄悄地从枕头下拿出想看的书翻上几页。那一刻，还真有点“躲进帐子成一统，管它南北和西东”的得意劲头。
我念书的大学在北京。虽说那是所名牌学校，但学生宿舍却一样地拥挤。图书馆阅览室呢，若不是早饭之前就去排队，是很难找得到一个座位的。不过，校园的宽敞和美丽却可以说无与伦比。我的主课是外文，那倒真是一个朗读课文的理想之地。所以，我的陋室之梦，也淡化了一些。
但一踏上工作岗位，情况就大为不妙了。集体宿舍里什么年龄的人都有，这个爱交际，那个爱晚归，白天晚上，噪声不绝。就是半夜里，也是有的打呼噜，有的说梦话，没有片刻的清静。别说在里面看书写文章了，就是想休息好也难呵。
不过 ，这比起“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也还算是好的。干校住房的挤，那是无庸多说的。最让人难堪的还是居住者“政治面目”上的差异。虽说下放者总体而言都是落荒之辈，但在那些年“区别对待”的政策下，处境毕竟也颇有不同，其中既有受批挨斗者，也有批人斗人者。我呢，运交华盖，也被无端怀疑、审査了一段日子。那些天里，白天劳动，晚上挨批，深夜里好不容易回到宿舍，却仍被置身在同屋里某些批人斗人者的怀疑的甚至是敌意的目光之下，真是连片刻的心灵安宁都得不到呵！ 当时，我觉得即便有个猫耳洞那样的处所，能够在经历了白天黑夜的一切之后独自在里头安安静静地休息片刻，也该是多么美妙的享受！
一九七六年，我又回到北京工作。当年与我同一命运的单身汉们，大都成了家，分得了公房。我虽然结婚也己数年，但爱人在外地，只能继续住集体宿舍。为了不让晚上的时间无谓地浪费， 我干脆搬到了办公室居住。 不过，每天晚上打开铺盖，早晨又赶紧收起，自己麻烦不说，也有碍办公室观瞻。后来，办公楼进门过道处需人值班，腾出小屋一间，我马上自告奋勇搬了进去，充当了边相的值班员。由于办公楼后面就是家属宿舍，即使到了晚上，也是人出人进，大门“ 哐 嘟哐嘟 ”响个不停。 但是，小屋里毕竟是属于个人的天地，比起集体宿舍，还是要强得多了。
后来我去国外工作了几年，回国时，北京人口膨胀，连集体宿舍也难找了。我被安排在单位招待所的一个大间里。里面十来个床位，住的全是从国外回来的人。他们大都有不厌其烦的应酬和交际，一天到晚，来客络绎不绝，住房成了名付其实的会客室。
毎天晚上，我只能悄悄离去漫步街头。北京那几年新楼犹如雨后春荀，招待所旁边就有好几幢住宅楼高耸入云。数不胜数的小窗户整整齐齐排列着，灯光闪烁，就象竖立着的棋盘镶嵌在夜幕上，好不壮观。我来这个城市己有二十六年了，我多么希望自已也能享有这么一扇窗户和窗户后面的空间呵。那一阵夫妇两地分居问题已受到重视，我的一些家在外地的同学和同事不少已将家属调来北京，在这样的小窗户后面安了新家。但我的爱人是农民，当时按政策还并无可能进城。我只能在深夜的街头来回踯躅，感慨万分。……
那些年家中又连遭变故，我心力交瘁，终于决定调回家乡。 不过，我的所学又只允许我在城市找到比较合适的职业，于是几经联系，去到了离家三十来公里的上海一家报社工作。听说，报社不久就要盖新楼，其领导也“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因此，至时在楼里分我个小单间还是不成问题的。
到了报社，才知道盖楼还只是一个空泛的设想。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找一个落脚之地上班的问题。我被安排在一幢小楼底层的车库里。那是一个只够停下一辆小车的狭窄之地。顶部是厕所管道、煤气管子，墙上是电表和纵横交错的电线，下面是湖湿的水泥地和污水通道。一条条水褒蛐在地上、墙上、天花板上缓慢地移动着，留下一道道长长的乳白色轨迹。我抑止住想呕吐的欲望，赶紧躺到床上拿起一本书来翻看，想借此忘掉这一切。但是，七、八只蚊子马上向我发动了围攻，不一会，手上、脸上就被咬了好几个大包。我起身挂上帐子，重新躺下，不意腿上又是一阵奇痒。世上竟有如此无孔不入的蚊子! 我气愤地坐起来，腿上早出现了一长串大包。但这回的肇事者已不是蚊子，而是跳蚤们在大逞其威了。我唯-能做的，也只有叹气。……
没有多久，我就大病一场。而当我病愈回到报社，连车库也已改作仓库。从此，我成了一个在市内没有落脚之地、不能正常工作的半失业者。我想另谋新职。但一个没有住房的人，当时想在大上海找一份合适工作，谈何容易！
再后来，连报社也关门了。整顿小组将我分配到郊区某地方政府工作，据说那里“正急需人材”。 新单位 离我家十来公里，比原报社倒是近了，但我骑自行车水平不髙，毎天上、下班至少也得三个多小时，也就是说，一天中脑子最好用的业余时间都泡在了路途上。回到家中，疲惫不堪，那还有精力看书写东西呢？
未久，听说单位要分配房子，我就贸然写了个申请，但结果是不予批准，原因也还是我爱人是农民。那未，有没有可以照顾的例外呢？有也是有的，但条件是本人必須有一定的职称或级别。
这下又苦了我。我因工作调动，竟误了评选职称的机会。 级别呢，当初我在国外工作时，倒也当过够得上目前分房条件的外交官，不过到报社后，并未安排什么职务，故现在又不被承认了。新单位空房再多，哪还有我的份呢？
我终于不再做什么陋室梦了。岁月匆匆，还是多干点与所学专业有关的工作吧。我于是给北京原单位写了一封信，询问是否还能回去工作。没想到一个月后，原单位就来函借调我出国工作，并说我的农民爱人可以同行。夫妇俩赶到国外驻地，好家伙，连住房也给准备好了。我欣喜若狂，粗粗安顿下来以后，马上展纸提笔，想写点东西。说来也怪，我还没有想清楚些什么呢，一落笔，纸上就迅速出现了下面一行字：
“啊！ 我的陋室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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