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应元
乍得外交部礼宾司长内米昂，是我到乍得后拜访的第一位乍方朋友。他四十上下，细髙个儿，文质彬彬，曾于七十年代在前苏联学习国际政治，对中国也早有了解。我去拜访他时，他也上任不久。他笑者说：“我俩就象是同届同学，理应携手合作，有一个好的开始。”他接着说，在与中国朋友合作方面，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果然，内米昂说到做到，我在乍得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始终得到他全力的支持和帮助。
乍得礼宾司人手很少，大小事务几乎都得由他操心。加上那几年乍得财政拮据，工资发放困难，职工经常罢工，外交部里有时也空空荡荡。但他的办公室总敞着门，来访者络绎不绝。“我总不能让我们的外国朋友也吃闭门羹呵！ ”他笑着对我说。由于职工罢工，许多事都得他亲自做。 有天早晨我去见他，发现他正在利用等待我的间歇打扫办公室。有些事必需有人帮忙，他还得到处打电话找人。令人宽慰的是，他总是能找到人帮忙。他说，他的同事都很好，都很理解和支持他的工作。我想，这也是他的工作态度和为人在起作用吧。
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问乍得。当时 ，我任临时代办，大事小事常去找他. 他也总是尽心尽力。 代表团访问时间很短，他会同乍得文化部宫员，把日程安排得既内容丰富又十分紧凑。而且，他还为日程的落实花费了大量精力。
代表团到达的第二天晚上，乍得芭蕾舞团准备在当地最大的演出场所人民宫举行欢迎代表团的演出。 那天乍得政府在那里有个会议，预定下午结束，但直到晚上还在继续进行。内米昂为此一次又一次给我打电话，通报情况，表示歉意，一再请代表团安心等待，说欢迎演出一定要举 行。我们一直等到深夜十点半以后，都以为演出无法进行了。正在这时，内米昂又来电话，告诉说会议终于结朿，他的助手正在加紧布置演出场地。十分钟后，他又亲自赶到使馆，接我们前往。我们到达时，一切均已安排就绪，演出当即开始。演员们个个精神饱满，热情洋溢，一直演到凌晨一点多才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
当时，乍方正在召开重要会议，领导人很忙，但他还是成功地安排了乍得总统、总理和临时议会议长接见代表团。由于实在拉不开时间，三个接见被安排在同一个上午。当我们去总统府时，离代表团所乘班机起飞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细心的内米昂事先通知了总统府我代表团的出发时间，故总统谈话言简意赅，接见虽短效果甚好。而且，内米昂还与机场进行了联系，保证了我代表团在机场迅速办理好手续，按时登上了飞机。
我国青海杂技团访问乍得期间，从日程安排到演出场地布置，也都得到了他大力的帮助。其中有场演出，还多亏了他的斡旋才免于流产。当时，乍得执政党和商会在外交部大院组织商品展销会，我杂技团曾应邀到现场演出并受到热烈欢迎。几天后，乍得青年体育部安排我杂技团在外交部礼堂举行公演。但展销会的组织者却闻讯预先占据了礼堂，并将我杂技团的演出安排为展销会闭幕式的重头节目，由此与青年体育部官员发生争执，演出无法进行。那一天，我因馆内有事原先未去。下午四点来钟，二等秘书小王赶回来汇报情况。我与他去到那里时，双方仍相持不下。原先主管这场演出的青年体育司长年轻气盛，竭力主张取消杂技团演出以示抗议。考虑到展销会的组织者对华一贯友好，广大观众也早已坐在礼堂里等待演出，我遂建议杂技团演出照常进行，但在演出前，由我报幕员在致词中感谢乍得靑年体育部为组织这此演出所做的大量工作。青年体育司长气犹未平，不置可否，我因此也难以擅作决定。正在这时，内米昂来了。他非常赞同我的建议。在他的斡旋下，育年体育司长也终于表态同意。杂技团的演出又一次获得成功，受到了观众一次又一次热烈喝采。青年体育司长也转愠为喜，临别时一再向杂技团和我表示道贺。第二天，乍得的新闻媒介也对杂技团的演出进行了热情报道。
我离开乍得前夕，内米昂正发虐疾在家养病，我去外交部和朋友们辞行时，未能见到他 。第二天一早，他就来电话说要到使馆来看我。我当然不能让他带病前来，又去了他的办公室。他很虚弱，但热情不减。 他细细冋顾了他与我合作的每一件事，如数家珍，令我十分感动。临别时，他说，因为有病，他不去机场送我了，但会给机场去电话，让机场给予方便。他坚持陪我下楼，一直把我送到外交部楼门外，依依不舍。车子离开大院进入街道，我回过头去，想再看一眼里面有着我不少朋友的外交部大楼。我发现内米昂还没有走，他消瘦的身影依旧留在外交部大楼的台阶上，同时也留在了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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