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应元

山栀又名栀子、黄栀子。

在我的办公室后面，有一个小园，那是我工作之余常去散心的地方。园中有一棵桅子，叶茂枝劲，总是使我留恋往返，勾起我对二十多年前干校生活的回忆。 干校在江西省上高县。那是一个丘陵和平地相杂的地方。干校的住地就紧靠小山。每到工余或休息日，我总喜欢一个人登山。正是在山上，我第一次认识了栀子。那洁白色的花朵，玉片似的花瓣，翠绿的叶子，在山野上的各种荒草杂树中显得特别高雅。尤其是那花香，清而又浓烈。那是游览公园所没有的情趣。在累人的田间劳动之后，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对我这个远方的游子来说，山上的栀子无疑是一个主人，给人以慰藉。让你忘记生活中的波折、烦恼，疲乏。因此，在我离开干校很久以后，我仍常常地思想起那山上的栀子。

当我在家乡的单位时看到栀子花时，我确实是说不出的惊喜。在楯子花的清香里打一套太极拳，使人神清气爽。

栀子树的家乡在山区，但它在我家乡的平原上落户，扎下了根，生长得也很茂盛 。但它的花香，仍透露出一种山花韵味。远迁千里而依然如此蓬勃生长，这是适应性；但花香仍不失本色。给游子以启示。

冬天依然青翠 。虽无松柏的声誉，也有松柏的气质。而且，在气候转暖，松柏只能继续以单调的绿色展示给人们时，它却开放出了浓烈的花香。它不守成、不自足。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子对生，长椭圆形，有光泽，花大，白色，有强烈的香 气，果实倒卵形。花供观赏，果实可做黄色染料，也可以入药，清热泻火，是解热消炎剂。处处扎根，保持山野的浓香。）

（春夏开白花，原产我国，各地均有栽培。扦插，木材黄褐色。质致密，坚实，不易割裂，可供制农具及雕刻等用。果实用水淬取可得黄色染料，用为棉、毛、丝等纤维的染色。）

（柳宗元“鞭贾”说：富家子适市买鞭，爱其黄而泽，不惜以重金购之，持以夸人。人家以温汤濯之，作伪之迹就败露出来。“向之黄者，栀也；泽者，蜡也。今之梔其貌，蜡其言, 以求贾于朝者，亦良多矣。”后以“栀蜡”喻伪饰。）

苏应元

乍得外交部亚非司长哈罗姆，可以说是我在乍得工作期间接触最多的乍得朋友。 由于他的职务，几乎所有有亚非国家使馆成员出席的外交场合，都能看到他瘦长的身影。他言行文雅，性恪温和，脸上总是带着令人感到亲切的微笑。他在亚非国家的使团中有很多朋友，我也很快就和他熟悉了，有空时经常去他的办公室，与他畅谈亚非形势，听取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他年轻时曾在前苏联学习国际关系，以后一直从事亚非问题的研究。这些年，乍得与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被卷进了“民主化”漩涡， 国内政党林立，相互争斗不止。哈罗姆没有加入任何政党。 他对我说， 他宁愿做一个技术干部，潜心国际问题的研究。确实，他在这方面很有造诣。每年他参加非统首脑会议等国际会议回来，我都要登门听他对会议的介绍和评介，得益非浅。对乍得国内问题，他也很有研究。 他虽然不参加政党，但对国内各党各派的观点、基础和力量消长都了如指掌，对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很熟悉，故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也都比较切合实际。有一次，乍得西部湖区的反对派武装扣留了几个西方人质，许多人都认为此事凶多吉少，但他 分析了当时乍得的局势和劫持人质者的动机后认为，人质不大可能遇害。果然，人质未久就被释放了。

我对乍得的了解，许多地方得益于他 。这几年里，乍得政府改组不下七、八次，部长们上上下下，但他作为一个技术干部，始终在亚非司长的位置上，故也成了我在乍得期间自始至终常来 常往的良师益友。 甚至 在一些很具体的问题上，我也经常得到他的帮助。有一次，新华社喀麦隆分社的同志通过电传向我了解一件事，我当时对此也不甚清楚，就通过电话向哈罗内进行了解，当即有了答案，马上又转告喀麦隆新华分社。

这些年，哈罗姆家里多灾多难，小女儿因病夭折，另一个女儿也是疾病不断。但是，他工作总是勤勤业业，一丝不苟。我曾在乍得政府印发的一份公报上，看到他被评为外交部模范工作者的消息。当然他自己是从来不向我提这类事的。

他热爱中国，在留学前苏联时就想到中国看看 ，没有找到机会。去年底乍得总统访华，代表团成员中原先有他。他为此兴奋不已。尽管他对我国早有了解，又向我借了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认真阅读。他还向总统府撰写了介绍我国国情、政策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进—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建议。不过，代表团成员临行前却发生了变化，他未能随同总统访华。哈罗内当然感到失望。不过，他跟我说，只要总统访华获得成功，他个人去不去毕竟是次要的。

乍得总统的访问果然取得了圆满成功。总统在回国后在机场对记 者说：“这次访问成果极其积极，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对访问完全满意。”我想，在这次访问的成果中，也同样有哈罗内的贡献。哈罗内也对访问成功兴奋不己，并说：“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我想我总是有机会去中国访问的。” 我想是的。哈罗内会有机会访问中国的。我与他一样等待着这个机会的到来。

苏应元

晚饭后，根福满意地抹了抹嘴，上楼走进房间，在靠墙的一张沙发上坐下，喝了口茶水，掏出一枝烟燃上衔在嘴里，然后，习惯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本小书慢慢翻阅，开始了他一天中最舒适的时光。

他翻阅的是一本连环画。

连环画里讲什么，那并不重要。他喜欢看每一张画。画面上每一个人物、每一棵树、甚至每一棵XXX，他都可以欣赏大半天，一边欣赏一边还“丝丝”吸着烟，仿佛要把每一个画面都深深地吸到肚子里去。

根福近来在做鲜鱼买卖，一天要蹬七、八个钟头自行车，虽说身强力壮，也是够辛苦的。但是，每到这个时候，他就心欢气爽，什么劳累都忘光了。

妻子在下面厨房里洗碗，孩子在隔壁房里做作业，而根福就这样仰坐在沙发里，一页一页翻阅连环画。

他真希望生活就停止在这里。

但这时，妻子阿珍洗完碗、收拾好厨房，上楼来了。

“看你，又在翻小人书！ ”阿珍咕噜道。

“嘻嘻，有意思，真有意思。”根福笑着说。

“有啥意思？不就是那本‘武松打虎’么？我闭着眼睛都能把故事从头至尾讲一遍。”

“嗨，你哪知道这里面的乐趣！ ”

阿珍不说话了，坐到床头给孩子打起毛衣来。她噘着嘴巴，显得不大满意。她是不太明白，一本小人书怎么会对这么大个男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她哪知道，小人书，曾经在根福的童年生活中，留下过多么迷人的印象。…

根福小时候并不怎么喜欢念书，坐在课堂上听老师唠唠叨叨讲课，似懂非懂、枯燥乏味，哪有到池塘里摸蟹逮王八有意思呢？

他的学习成绩当然好不了。不过，那有什么关系？不识字不是照样种地挣工分？何况小学毕业了不念中学回农村种地，在当时还是挺光荣的事儿。

但是，在他六年级时，有一次，他到镇上卖鸡蛋，看见书店里，几个与他差不多大小的孩子挤在书架前挑书，他也好奇地走了进去。好家伙，书真多呵！不少书封面五颜六色，画着画儿。他从书架上悄悄取出一本。他记得很淸楚，那是一本连环画：“武松打虎”。封面上那个一手按着老虎头一手揍虎的大汉子，比他逮王八显然威风多了。他不由得一页页翻看起来，虽然字大半不认得，但配合着画，倒也能懂个大概。那真是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呵！可惜他只看了一小半，书店售货员过来了，拍了拍他的肩头问：“小孩，想买这本书么？ ”

买书？那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他坚决摇了摇头。

“不买？那别看了，这里不是文化站阅览室。”售货员说着就把书拿了回去。根福呆呆地站了半天，才依依不舍离去。

那时候，小镇上并没有文化站，文化站还在离小镇十来里外的县城里。不过，根福还是在一个星期一徒步去到县城，找到了文化站。

阅览室里，也真摆着几本连环画，而且，其中的一本就是“武松打虎”。根福满心喜欢，赶紧翻看起来，谁知道看到武松和老虎交手之时，书却完了，后面的不知被什么人撕了去。

根福说不出的懊丧，怏怏回家。不过，人却因此知道识字有好处，书本里有多少迷人的故事呵！…

但不久他就小学毕业了，他的成绩不可能让他继续念中学。他回到了村上劳动。

“丁当！ 丁当！”从此，每天清晨天还未亮，生产队的大钟就催人下地了。从早到夜，成年累月，为了一天二、三毛钱的工分收入，累得死去活来。

他没闲暇，没有娱乐，当年在书店和文化站翻阅小人书“武松打虎”的情景，竟然成了他最美好的回忆。他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在劳动之余，安安逸逸地坐下来看一会小人书呵！但希望总是难以实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连小人书也多半成了“四旧”难见踪影。只有一次，大概是春节期间吧，公社组织挖河会战，午饭时，他忽然发现一个青工口袋里有本连环画。他一个箭步上前把书抽了出来。但是，那书既没封面，也没有封底，只有薄薄几页。他刚要翻看，青工又一把将书抢了回去，说：“小心，政治指导员来了。”

他无限惆怅地松了手。

这个非常年代结束以后，书店里又出现了不少小人书。种田联产承包后，他也有了农闲。但是，根福已经是大小伙子了，他不好意思去翻看小人书，甚至也不好意思买。直到最近几年，他的孩子也能看书了，他才借口为孩子习书，购进了一本又一本小人书，回到家时先睹为快，实现了多少年来的梦景。…

现在，根福的生活算得上不错了。妻子在家种田，料理家务；他呢，农忙种地，农闲到外面做点小生意，每年除了吃穿，还有二、三千元的积蓄。当年的小瓦房翻成了小楼，房间里添置了沙发、茶几。白天再累，傍晚一回到小楼，就轻快了大半；而一到晚上，一杯茶、一枝烟，外加一本小人书，那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了。根福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苏应元

家住长江三角洲，并无狼影。后来进城念书，才在动物园里见过几次。隔着铁丝网，只觉得狼与从小就熟悉的狗也无甚区别，故也没有留下多深的印象。

我的真正感觉到狼的存在，是在五七干校里。那还是七十年代的事。干校位于江西省上髙县，那里丘陵起伏，时有野兽出没。我到达未久，就听到了当地野狼咬死孩子的事。半夜里，有时也会听到几声狼嘹。当然，听得更多的还是村民捕狼打狼的故事。狼虽然凶残，但也慑于人的威力，一般是不在人多的地方出现的。但没有想到，在一段时间以后，我竟由耳闻至目睹，与狼遭遇。

当时，我是干校子弟学校的教师。从住地到学校，要穿过几座山。一个细雨绵绵的中午，我带着一只大斗笠去学校上课。刚进山，突然听到远村传来阵阵急促的狗吠声。然后是一片宁静。但没有多久，从我左边的小树林里，由远及近响起持续的树叶子晃动的“飒飒”声。不一会，一条瘦瘦的棕黄色的野兽从我前面大约三、四米的灌木丛中钻出来。它很瘦，四条腿就象麻杆.尾巴往里面勾着，两眼透鍩出一股野性。狼！ 一个念头从我脑中闪过。我下意识地停下脚步，但又很快恢复走动，只是步子小了很多。它似乎也吃了一惊，但也仍继续悄然无声地走着，那头颈以人所难以觉察的的动作微微偏向我，表面上前视的目光实际上也在牢牢监视着我。我轻轻摘下斗笠，护在我的胸前。我和它都朝原来的方向小步走着。路并不宽，狼尽管步子越迈越小，也终于从我的前面横穿路面走了过去，失踪在树丛中。四周静悄悄的，没有风声，没有雨声，甚至也听不到方才那种树叶子晃动的“飒飒”声。但我知道狼并没有远去。它不会轻易放过我。一种阴森森的感觉不时地掠过我的心头。我不敢快跑，我不能暴露自己的紧张引发狼的冒险。我只是悄悄将斗笠移向后背，因为我曾听说，狼习惯于从后面向人发起攻击。时间一秒秒过去，我就这样一点点向前走着、走着，终于走出了山沟，甚至已听到了不远处学校里同学们的嬉闹。我紧张的神经开始松弛下来。但突然之间，右面的草丛忽地一闪，那家伙又从我的前面冲了出来。我赶紧把斗笠移向前面。它楞了一下，未敢向我攻击，一下又钻进了左边的灌木丛中。但学校就在那个方向。它一定发现自己闯错了地方，一下子成了惊弓之鸟，在树林子里左奔右突，只听得一片“得得”的蹄子声和“沙沙”的叶子声。不一会，声音终于渐渐远去，我也终于可以真正地松一口气了。

事后想起这次遭遇.还真有点后怕。说真的，这只狼要真的向我进攻，凭我的体力，恐怕是斗它不过的。但它却并未这么做。什么原因呢？是它没有欲望么？当然不是。否则，它过了路还暗中跟着我做什么呢？它一定是有所顾忌。它毕竟出没在有人居住的地域，处于随时都会被捕杀的危险之中。因此，我手中的那个斗笠就可以迷惑它，使它未敢造次。说到底，这是环境在起作用。我虽然是独自一人在山沟里行走，但我所处的仇狼捕狼的环境却在发挥无形的威慑力量，在无形中保护了我。

人，往往就象这样在无形之中领受着群体的保护呵!

苏应元

乍得外交部礼宾司长内米昂，是我到乍得后拜访的第一位乍方朋友。他四十上下，细髙个儿，文质彬彬，曾于七十年代在前苏联学习国际政治，对中国也早有了解。我去拜访他时，他也上任不久。他笑者说：“我俩就象是同届同学，理应携手合作，有一个好的开始。”他接着说，在与中国朋友合作方面，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果然，内米昂说到做到，我在乍得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始终得到他全力的支持和帮助。

乍得礼宾司人手很少，大小事务几乎都得由他操心。加上那几年乍得财政拮据，工资发放困难，职工经常罢工，外交部里有时也空空荡荡。但他的办公室总敞着门，来访者络绎不绝。“我总不能让我们的外国朋友也吃闭门羹呵！ ”他笑着对我说。由于职工罢工，许多事都得他亲自做。 有天早晨我去见他，发现他正在利用等待我的间歇打扫办公室。有些事必需有人帮忙，他还得到处打电话找人。令人宽慰的是，他总是能找到人帮忙。他说，他的同事都很好，都很理解和支持他的工作。我想，这也是他的工作态度和为人在起作用吧。

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问乍得。当时 ，我任临时代办，大事小事常去找他. 他也总是尽心尽力。 代表团访问时间很短，他会同乍得文化部宫员，把日程安排得既内容丰富又十分紧凑。而且，他还为日程的落实花费了大量精力。

代表团到达的第二天晚上，乍得芭蕾舞团准备在当地最大的演出场所人民宫举行欢迎代表团的演出。 那天乍得政府在那里有个会议，预定下午结束，但直到晚上还在继续进行。内米昂为此一次又一次给我打电话，通报情况，表示歉意，一再请代表团安心等待，说欢迎演出一定要举 行。我们一直等到深夜十点半以后，都以为演出无法进行了。正在这时，内米昂又来电话，告诉说会议终于结朿，他的助手正在加紧布置演出场地。十分钟后，他又亲自赶到使馆，接我们前往。我们到达时，一切均已安排就绪，演出当即开始。演员们个个精神饱满，热情洋溢，一直演到凌晨一点多才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

当时，乍方正在召开重要会议，领导人很忙，但他还是成功地安排了乍得总统、总理和临时议会议长接见代表团。由于实在拉不开时间，三个接见被安排在同一个上午。当我们去总统府时，离代表团所乘班机起飞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细心的内米昂事先通知了总统府我代表团的出发时间，故总统谈话言简意赅，接见虽短效果甚好。而且，内米昂还与机场进行了联系，保证了我代表团在机场迅速办理好手续，按时登上了飞机。

我国青海杂技团访问乍得期间，从日程安排到演出场地布置，也都得到了他大力的帮助。其中有场演出，还多亏了他的斡旋才免于流产。当时，乍得执政党和商会在外交部大院组织商品展销会，我杂技团曾应邀到现场演出并受到热烈欢迎。几天后，乍得青年体育部安排我杂技团在外交部礼堂举行公演。但展销会的组织者却闻讯预先占据了礼堂，并将我杂技团的演出安排为展销会闭幕式的重头节目，由此与青年体育部官员发生争执，演出无法进行。那一天，我因馆内有事原先未去。下午四点来钟，二等秘书小王赶回来汇报情况。我与他去到那里时，双方仍相持不下。原先主管这场演出的青年体育司长年轻气盛，竭力主张取消杂技团演出以示抗议。考虑到展销会的组织者对华一贯友好，广大观众也早已坐在礼堂里等待演出，我遂建议杂技团演出照常进行，但在演出前，由我报幕员在致词中感谢乍得靑年体育部为组织这此演出所做的大量工作。青年体育司长气犹未平，不置可否，我因此也难以擅作决定。正在这时，内米昂来了。他非常赞同我的建议。在他的斡旋下，育年体育司长也终于表态同意。杂技团的演出又一次获得成功，受到了观众一次又一次热烈喝采。青年体育司长也转愠为喜，临别时一再向杂技团和我表示道贺。第二天，乍得的新闻媒介也对杂技团的演出进行了热情报道。

我离开乍得前夕，内米昂正发虐疾在家养病，我去外交部和朋友们辞行时，未能见到他 。第二天一早，他就来电话说要到使馆来看我。我当然不能让他带病前来，又去了他的办公室。他很虚弱，但热情不减。 他细细冋顾了他与我合作的每一件事，如数家珍，令我十分感动。临别时，他说，因为有病，他不去机场送我了，但会给机场去电话，让机场给予方便。他坚持陪我下楼，一直把我送到外交部楼门外，依依不舍。车子离开大院进入街道，我回过头去，想再看一眼里面有着我不少朋友的外交部大楼。我发现内米昂还没有走，他消瘦的身影依旧留在外交部大楼的台阶上，同时也留在了我的心中。

苏应元

（节选一段 1996年发表于新民晚报 “相知无远近”）

非洲国家普遍对华友好,到非洲国家当外交官，就象是到了亲朋好友家中一样，生活上经常得到他们的关心和帮助，工作中也处处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可以说天天置身在友谊的氛围之中。

  八十年代初我曾在我国驻多哥大使馆工作。多哥人对中国外交官热情、友好的态度，迄今令 我难忘。在那些日子里，晚饭后我总要与一些同事去洛美街上散步。暮色里，街上的行人、两旁摊贩、商店店员，总要和我们热情地打招呼问好。尤其是那些孩子，常常一边兴奋地叫着“中国人！ 中国人！ ”一边赶上来与我们握手。星期天，我们去郊区散步，顺便走访一些农家，也总时会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首都地区如此，边远地区也不例外。有一次，我与两位同事去多哥北方参加一项活动，顺便想看看当地一个少数民族的住宅，就冒昧造访了这个省的省长。省长一点也不因我们的临时打扰而显得不快，相反，他热情地把我们领进客厅，请我们在沙发就坐，并马上让招待员倒酒倒冷饮。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又亲自陪我们去省军区司令家，建议司令派一名士兵给我们做向导。军区司令一边派人找向导，一边请我们在他住宅前的阳台上就坐。他夫人也很快捧出自制髙梁酒，用葫芦瓢盛了送到我们手上。不一会，一名士兵就应召过来了，带着我们驱车数十公里参观了颇具特色的唐贝尔玛族农民住宅。

   一九九二年，我被派往我国驻乍得大使馆工作，也处处感受到乍得人对我们的友好情谊。由于我当过几任临时代办，还特别感受到了他们对中国的尊敬。当插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帜的轿车驶出馆外，沿途的警察无例外地都要举手敬礼，过路的行人也会自发地仃下来行注目礼。有一年植树节，乍得总统和驻乍使团都参加了。总统在植树后来到使节们中间，我因是临时代办，理所当然地站在大使们后面，但总统却大步走到我的面前，与我紧紧握手。

  不过，在非洲国家工作，有时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九九二年底，我国青海杂技团访问乍得，受到热烈欢迎，各单位争相安排其演出。但由于乍方相互间协调不够.有一次，两个单位间发生争执，致使演出未能按时进行。当时，乍得执政党及其商会在外交部大院组织商品展销会，我杂技团应邀到现场演出，效果很好。几天后，乍得青年体育部安排我杂技团在外交部礼堂举行公演。但展销会的组织者却闻讯预先占据了礼堂，并将我杂技团的演出安排为展销会闭幕式的重头节目，由此与青年体育部官员发生严重争执。那一天，我因馆内有事原先未去。下午四点来钟，二等秘书小王赶回来汇报情况。我与他去到那里时，口双方仍相持不下，演出无法进行。原先组织这场演出的青年体育司长年轻气盛，坚决要求杂技团取消演出以示抗议。考虑到展销会的组织者对杂技团的一片盛情，广大观众也早已坐在礼堂里等待演出，我遂建议杂技团演出照常进行。同时，考虑到乍得青年体育部为组织这场演出化费了不少精力，我又建议由我报幕员在致词中对乍得青年体育部的组织工作公开表示感谢。经过多方斡旋，杂技团的演出得以进行并又一次取得成功。第二天，乍得的新闻媒介都对演出作了热情报道。

  一九九四年底乍得总统访华，在准备工作中也曾出现过一些让人焦急的情况。乍方由于存在着一些实际困难和管理上的某些欠缺，迟迟未能向我方提供访华所需的专机资料和最后的成员名单。我国外交部礼宾司一再来电催促，乍方总是答应马上提供却不见行动。在总统预定启程的前三天，我不得已一大早就去总统府。乍得总统府办公厅主任亚马苏姆等见我前往，一再表示歉意，并说他们已经从喀麦隆借到一架大飞机，故有关资料很快就能准备出来。我说那我就等在这里。他们忙说：“代办先生一定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让您等着我们实在过意不去。”我说：“尽快得到有关资料保证贵国总统顺利访华，就是目前我最重要的事情。”他们见我决意坐待，匆匆四处找人汇集、整理有关资料，差不多两小时后，终于将资料递到我手里。我一看访华名单，怔住了：它与原先提供的初步名单增加了一倍，远远超出了我国根据对等原则可以免费接待的人数。亚马苏姆解释说，乍得人都希望能有机会到中国看看，故听说借到了大型专机，纷纷要求随同总统访华。我回馆后，迅即将此情况报告国内。访华代表团临行前晚上九点，使馆收到了国内有关指示。我当即用电话与总统府办公厅主任亚马苏姆联系，但办公厅早已下班，我给亚马苏姆主任家打电话，也未能找到他。幸好一些乍得朋友曾预先告诉过我在紧急情况下找他们的一些途径，我椐此摸索着到处打电话联系，终于在半小时后与亚马苏姆主任取得联系，并于十点左右与使馆三等秘书小曹驱车去总统府见到了他。亚马苏姆主任表示将立即请示总统审定代表团名单。十一点左右，亚马苏姆主任给我来电话，通告了代表团新的组成名单。但第二天早晨代表团登机前，成员中又有一些变动。幸亏使馆事先已估计到了这种情况，让办公室主任携使馆印章一早去了机场，在现场为新增加的成员办理了签证。乍得总统一行终于全部顺利登上飞机，如期对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在一些非洲国家工作，诸如此类的事情是时或可以遇到的。不过，回过头来想想，这中间也大都包含着非洲人对我国的友好情感。所以，如果说这类事有时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的话，那也是令人愉快的麻烦。

唐代作家刘禹锡的名篇“ 陋室铭 ”，我是中学里就看到的。说来有点见笑，文章的深奥大义我没有怎么领会，倒从此滋生了想也有一间陋室的奢望。当然，山之仙、水之龙是绝对不敢自喻的，也未曾遐想过在里头调琴、阅经或接待鸿儒。我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希望能有一个清静点的场所看点想看的书、写点想写的东西而已。

我念书的中学座落在长江口，倒不是什么喧哗之地，学校也有教室供学生复习功课。不过，自己又偏想看点闲书写点日记之类的东西，这，几十人一间的大教室就不是什么合适的场所了。记得有一阵看了部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 静静的顿河”，就被人认为不利于少年人的思想改造，弄得很无趣。宿舍里呢，小小房间里挤了八、九个人，更不是什么随便看书和写东西的地方。只有黎明时分，当曙色透过玻璃窗进入帐子里时，我才能悄悄地从枕头下拿出想看的书翻上几页。那一刻，还真有点“躲进帐子成一统，管它南北和西东”的得意劲头。

我念书的大学在北京。虽说那是所名牌学校，但学生宿舍却一样地拥挤。图书馆阅览室呢，若不是早饭之前就去排队，是很难找得到一个座位的。不过，校园的宽敞和美丽却可以说无与伦比。我的主课是外文，那倒真是一个朗读课文的理想之地。所以，我的陋室之梦，也淡化了一些。

但一踏上工作岗位，情况就大为不妙了。集体宿舍里什么年龄的人都有，这个爱交际，那个爱晚归，白天晚上，噪声不绝。就是半夜里，也是有的打呼噜，有的说梦话，没有片刻的清静。别说在里面看书写文章了，就是想休息好也难呵。

不过 ，这比起“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也还算是好的。干校住房的挤，那是无庸多说的。最让人难堪的还是居住者“政治面目”上的差异。虽说下放者总体而言都是落荒之辈，但在那些年“区别对待”的政策下，处境毕竟也颇有不同，其中既有受批挨斗者，也有批人斗人者。我呢，运交华盖，也被无端怀疑、审査了一段日子。那些天里，白天劳动，晚上挨批，深夜里好不容易回到宿舍，却仍被置身在同屋里某些批人斗人者的怀疑的甚至是敌意的目光之下，真是连片刻的心灵安宁都得不到呵！ 当时，我觉得即便有个猫耳洞那样的处所，能够在经历了白天黑夜的一切之后独自在里头安安静静地休息片刻，也该是多么美妙的享受！

一九七六年，我又回到北京工作。当年与我同一命运的单身汉们，大都成了家，分得了公房。我虽然结婚也己数年，但爱人在外地，只能继续住集体宿舍。为了不让晚上的时间无谓地浪费， 我干脆搬到了办公室居住。 不过，每天晚上打开铺盖，早晨又赶紧收起，自己麻烦不说，也有碍办公室观瞻。后来，办公楼进门过道处需人值班，腾出小屋一间，我马上自告奋勇搬了进去，充当了边相的值班员。由于办公楼后面就是家属宿舍，即使到了晚上，也是人出人进，大门“ 哐 嘟哐嘟 ”响个不停。 但是，小屋里毕竟是属于个人的天地，比起集体宿舍，还是要强得多了。

后来我去国外工作了几年，回国时，北京人口膨胀，连集体宿舍也难找了。我被安排在单位招待所的一个大间里。里面十来个床位，住的全是从国外回来的人。他们大都有不厌其烦的应酬和交际，一天到晚，来客络绎不绝，住房成了名付其实的会客室。

毎天晚上，我只能悄悄离去漫步街头。北京那几年新楼犹如雨后春荀，招待所旁边就有好几幢住宅楼高耸入云。数不胜数的小窗户整整齐齐排列着，灯光闪烁，就象竖立着的棋盘镶嵌在夜幕上，好不壮观。我来这个城市己有二十六年了，我多么希望自已也能享有这么一扇窗户和窗户后面的空间呵。那一阵夫妇两地分居问题已受到重视，我的一些家在外地的同学和同事不少已将家属调来北京，在这样的小窗户后面安了新家。但我的爱人是农民，当时按政策还并无可能进城。我只能在深夜的街头来回踯躅，感慨万分。……

那些年家中又连遭变故，我心力交瘁，终于决定调回家乡。 不过，我的所学又只允许我在城市找到比较合适的职业，于是几经联系，去到了离家三十来公里的上海一家报社工作。听说，报社不久就要盖新楼，其领导也“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因此，至时在楼里分我个小单间还是不成问题的。

到了报社，才知道盖楼还只是一个空泛的设想。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找一个落脚之地上班的问题。我被安排在一幢小楼底层的车库里。那是一个只够停下一辆小车的狭窄之地。顶部是厕所管道、煤气管子，墙上是电表和纵横交错的电线，下面是湖湿的水泥地和污水通道。一条条水褒蛐在地上、墙上、天花板上缓慢地移动着，留下一道道长长的乳白色轨迹。我抑止住想呕吐的欲望，赶紧躺到床上拿起一本书来翻看，想借此忘掉这一切。但是，七、八只蚊子马上向我发动了围攻，不一会，手上、脸上就被咬了好几个大包。我起身挂上帐子，重新躺下，不意腿上又是一阵奇痒。世上竟有如此无孔不入的蚊子! 我气愤地坐起来，腿上早出现了一长串大包。但这回的肇事者已不是蚊子，而是跳蚤们在大逞其威了。我唯-能做的，也只有叹气。……

没有多久，我就大病一场。而当我病愈回到报社，连车库也已改作仓库。从此，我成了一个在市内没有落脚之地、不能正常工作的半失业者。我想另谋新职。但一个没有住房的人，当时想在大上海找一份合适工作，谈何容易！

再后来，连报社也关门了。整顿小组将我分配到郊区某地方政府工作，据说那里“正急需人材”。 新单位 离我家十来公里，比原报社倒是近了，但我骑自行车水平不髙，毎天上、下班至少也得三个多小时，也就是说，一天中脑子最好用的业余时间都泡在了路途上。回到家中，疲惫不堪，那还有精力看书写东西呢？

未久，听说单位要分配房子，我就贸然写了个申请，但结果是不予批准，原因也还是我爱人是农民。那未，有没有可以照顾的例外呢？有也是有的，但条件是本人必須有一定的职称或级别。

这下又苦了我。我因工作调动，竟误了评选职称的机会。 级别呢，当初我在国外工作时，倒也当过够得上目前分房条件的外交官，不过到报社后，并未安排什么职务，故现在又不被承认了。新单位空房再多，哪还有我的份呢？

我终于不再做什么陋室梦了。岁月匆匆，还是多干点与所学专业有关的工作吧。我于是给北京原单位写了一封信，询问是否还能回去工作。没想到一个月后，原单位就来函借调我出国工作，并说我的农民爱人可以同行。夫妇俩赶到国外驻地，好家伙，连住房也给准备好了。我欣喜若狂，粗粗安顿下来以后，马上展纸提笔，想写点东西。说来也怪，我还没有想清楚些什么呢，一落笔，纸上就迅速出现了下面一行字：

 “啊！ 我的陋室梦！”

苏应元

我走在车水马龙的街头，我置身在茫茫的人海里。

一个乡下打扮的小姑娘，背着行囊伫立在街头，她的目光在向四处收搜。她在寻找谁？

她开步走了，竟然向着我走近。

我不认得她，她肯定也是第一次见到我。她应该是在找我旁边的人。

但是，她却径直向我走来，眼睛望着我。

“先生，现在几点了？ ”

在我的旁边，有多少来来往往的行人，一个个衣冠楚楚，他们的手腕上，肯定带着比我时髦的手表。

但是，她却选择了我。

是我朴素的衣着给了她一种乡土气息的亲切感？是我的年岁给了她一种信任感？

她凭着一种直觉在茫茫的人海中选择了我。

我抬起手腕，仔仔细细地看着手表，告诉她时间，唯恐有一丁点儿差错。

我不能辜负她的信任。

她说声”谢谢”，沿着我给她所指的方向，大步走了。

我也想谢谢她，谢谢她的这一份信任。

人生于世，不求尊荣，不就需要这样的一种信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