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燕

几年前，随丈夫赴中国驻非洲国家的一个使馆工作。使馆院子很大，有不少空地，我们几个家属，就在后院种起蔬菜来。

我们来自各地，各有各的技艺，没多久，一个个都成了种菜的行家里手。我种了几棵丝瓜，结的瓜密密麻麻，大院里的景致也为之增色不少。外交官们工作之余，都喜欢到菜园里走走，就像逛花园。一家的菜收获了，就分送给人家一起尝鲜，馆内的气氛也为之活跃了不少。

有时，我们也将蔬菜送给馆内的几个当地雇员，让他们带回去与家人品尝。他们说中国人的菜别具风味。他们有时开车外出倒垃圾，也会主动捡些牛粪回来给菜地施肥料。

我们的蔬菜有时还宴请外宾。有一次，我们夫妇俩请一对联合国官员夫妇吃饭，桌上有我种的黄瓜，那对夫妇对黄瓜冷盘赞不绝口，说久未尝过这么脆嫩香甜的东西了。那夫人还非要我说出是从哪个市场买来的呢。

刊《新民晚报》1996年4月17日

苏应元

非洲人对华友好，到非洲国家工作，就像是到了亲朋好友家中一样，可以说天天置身在友谊的氛围之中。

八十年代初我曾在我国驻多哥大使馆工作。多哥人对中国人热情、友好的态度，迄今难忘。在那些日子里，晚饭后我总要与一些同事去洛美街散步。暮色里，街上的行人、两旁摊贩、商店店员，总要和我们热情地打招呼问好。尤其是那些孩子，常常一边兴奋地叫着“中国人！中国人！”一边赶上来与我们握手。星期天，我们去郊区散歩，顾便走访一些农家，也总是会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苜都地区如此，边远地区也不例外。有一次，我与两位同事去多哥北方参加一项活动，顺便想看看当地一个少数民族的住宅，就冒昧造访了这个省的省长。省长一点也不因我们的临时打扰而显得不快，相反，他热情地把我们领进客厅，请我们在沙发坐，并马上让招待员倒酒倒冷饮。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又亲自陪我们去省军区司令家，建议司令派一名士兵给我们做向导。军区司令一边派人找向导，一边请我们在他住宅前的阳台上就坐。他夫人也很快捧出自制髙粱酒，用葫芦瓢盛了送到我们手上。不一会，一名士兵就应召过来了，带着我们驱车数十公里参观了颇具特色的唐贝尔玛族农民住宅。

一九九二年，我被派往我国驻乍得大使馆工作，也处处感受到乍得人对我们的友好情谊。由于我当过几任临时代办，还特别感受到了他们对中国的尊敬。当插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帜的轿车驶出馆外，沿途的警察都要举手敬礼，过路的行人也会自发地停下来行注目礼。

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问乍得，我从头至尾陪同，深深地感受到了乍得朋友对我国的热诚。代表团访问的时间较短，乍得外交部礼宾司长等动足脑筋，把日程安排得既内容丰富又十分紧凑。代表团到达的第二天晚上，乍得芭蕾舞团在当地最大的演出场所人民宫举行欢迎代表团的演出。演员们个个精抻饱满，热情洋溢，坚持要把乍得各个地区的民间舞蹈表现给代表团看，直到凌晨一点，演出才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当时，乍得当局正在召开重要会议，领导人很忙，但乍得总统、总理和临时议会议长都希望能与代表团会面。由于实在拉不开时间，三个接见被安排在同一个上午。当我们去总统府时，离代表团所乘班机起飞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总统谈话言简意赅，乍得礼宾司也特地与机场进行了联系，保证了我代表团会见后一到机场就迅速办理好有关手续，按时登上了飞机。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如今，我已离开遥远的非洲好几个月了，但回想起这一幕幕非洲朋友对我们的热情友好的故事，心里总是说不出的感动，就像是刚刚发生在眼前的事情一样。

刊《新民晚报》1996年1月1日

苏应元

外交工作，并不总是与客厅、宴会厅相联系，其中也有着血和火的场面。

1965年7月，我与几个同志被派往我国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工作。代表团驻地在老挝解放区川圹省康开镇。当时，美国飞机对越南北方和老挝解放区日夜进行狂轰滥炸。我们先从北京坐火车到越南首都河内，然后由河内坐卡车到康开，赴任之途就充满了艰险。

一路上，差不多所有河流上的桥梁都已被炸毁。我们只能摆渡过江。有一次，我们行车大半夜，刚刚接近渡口，发现美国飞机正在那里来回盘旋，不得不又驱车数十公里，去往另一个渡口。但那里连渡船亦已被炸掉。好在河面不宽，地政府组织居民在渡口不远处搭起了一座临时桥梁。但桥面不很坚固，汽车无法载重通过，当地政府又组织了八十多人前来帮助我们卸车、装车，好不容易赶在天亮前过了河。

有一夜，车队出发不久，在一片空旷地遇上美国飞机。美机扔下许多照明弹，像一长串灯笼悬挂高空，把田野照得亮似白昼。飞机在我们的头顶来回俯冲。由于是旷野，我们只能藉着田埂左右隐蔽自己。还好，晚间能见度毕竟有限，炸弹都落在一、二公里以外。

公路上经常是弹坑累累。一辆车陷进去，四辆车合力才能将其拖出。遇炸得不成样的路面，车子只能一辆拉着一辆缓慢前行。有好几次，我们在路中间发现美机扔下的定时炸弹。为了抢时间，我们只能闯。星光下，汽车一辆接一辆，小心翼翼地在定时炸弹边沿颠簸通过，不能有丝亳的偏差。

我们晚上行车，白天则停歇在树林里，将吊床在两棵树中间一拴，就可以躺在上面睡觉。越南地方机关大都设在山林里。我们到都良市时，就在树林间的一间茅屋里找到了市委书记，由他组织人安排我们过江。集市也在夜间，靠微弱的烛光照明，我们有时也去那里补充一些瓜果蔬菜之类的旅途食品。

在芒新，也是桥炸船毁，河边只有一只用木头、树枝、小舟捆成的筏子。筏子上面无法停车，我们只能舍车前行，由越南地方机关另派车辆在对面接应。我们分两批过江，不料前面一批过河离开后，迎接下一批过河的车辆遇到美机半途折回，我与两个同志只得赶在天亮前退回树林，与先头的同志失去了联系，直到五天以后，才在越、老边境相聚。

就这样，上有美机侵袭，下有定时炸弹挡道，不是路毁，就是桥炸，我们整整走了四十二天，才于8月28曰凌晨三点抵达康开，开创了当今世界任何外交人员赴任的时间纪录。

代表团在康开的官邸也已被美机炸毁，放眼到处是倒塌的房屋和弹坑。新官邸设在二三百米外，两个月后亦遭受猛烈轰炸，连屋后的防空工事也遭到破坏。我们不得不将|官邸撤往深山，住在临时搭起的茅屋里。未久，美机又发现了我们的行踪，整天在我们住地的山林上空盘旋。一个万里无云的上午，山后响起沉闷的飞机声。突然，随着一阵凄厉的嘘叫，数架美机突然从山头俯冲下来。马上，剌耳的爆炸声接二连三地响起来。树林间土石腾空，枝叶横飞。代表团住地出现了好些弹坑。由于扔的是杀伤弹，弹坑不大，但弹片不少。大部分茅屋上都弹孔累累。为安全起见，代表团全体同志在工作之余轮流劳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半山腰打出了一条长达数十米的坑道。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又搬到西南方向的一个小山坡上，与大本营成犄角之势，以便出事时相互接应。

代表团先后有好几位同志，把自己的鲜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其中就有一位与我一起赴老的三等秘书。不管环境如何艰难危险，代表团坚守岗位，坚持工作，为发展中国和老挝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刊《新民晚报》1996年6月5日

                                         苏应元

    （原文已删： 从去年11月起，电子宠物繁衍日本，风靡欧亚。不仅孩子们乐此不疲，就是他们的父母叔姨们，也有不少迷恋其中，企图在忙碌紧张的生活节奏之外，寻找一分返朴归真的情趣。看着那么多人对着液晶显示器上的小小怪物如此沉迷的的样子，我不禁回想起了自己饲养家禽的一段历史。）

家居农村,对鸡鸭鹅本不陌生。从记事的时候起,家里就有饲养。不过,那都是母亲的事。后来,去外地念书工作,一晃就是二十多年,也就渐渐淡漠了。中年回到故乡,才又重新有了接触,闲适之余,还萌生出自已动手饲养的雅兴。

    脱壳未久的鸡雏,捧在手里,毛茸茸,软绵绵,热乎乎, 好叫人怜爱。它们都很怕冷,总是”叽叽”叫着挤在一起, 很有些想重新钻回蛋壳的劲头。不过，它们觅食却又显得十分老成,能迅速地从木屑中把碎米一粒粒啄起。我担心它们口渴,在旁边放了一盆水。起初，它们只是围着盆”瞿瞿”叫唤,相互探询着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过了好一会，才有一只似乎嗅出了什么味道,大着胆子伸长脖子把喙伸到了盆了里。马上，它得意地吸吮起来。其它十来只鸡雏当即跟上，金灿灿的小脑瓜一齐伸向盆子,脖子一俯一仰, 不多一会就把盆里的水吸吮干了。这以后,它们只要一看到小盆,就会 “吱吱”叫着拥上来,有的还不顾一切往盆子里踩。过了一些日子, 我将它们放到院子里。它们只犹疑了片刻,就全勇敢地追逐起草丛里的小虫和飞蛾来。只有在看到毛毛虫时,它们才又”瞿瞿”惊叫。它们喜欢结伴而行,一旦哪只掉了队,就会尖叫着寻找同伴,匆匆追赶。

    两只小鹅也很可爱.刚放到院子里时,对外面的世界似乎很不习惯,总是想方设法朝我的两腿中间钻。阴雨天,地上长了青苔,走几步就要滑一跤,两蹼朝天拍打着,脖子晃过来又晃过去,很是逗人。它俩也是形影不离,旅途中,如果有一只逾越不了石块土坎等屏障,另一只即便过去了也会返回来。未久，它们就适应了外面的世界,开始离开小院,在村子里四处游逛起来.有一天 ,它们跑得太远了,到傍晚也不见回来,我哪儿也找不到它们的影子。天渐渐黑了下来,    我怀着一线希望,站到阳台上,大声发出平日里给它们喂食的呼叫:”咦–咦–“。真没想到,几分钟以后,它俩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摇摇摆摆地过来了。它俩似乎从我的呼唤声中感受到了我焦急的心情,那跌跌撞撞匆忙赶路的样子,真叫人难忘。

    早晨,当我在院子里打太极拳时,总有一只母鸡在一边凝神望着我,那副安静专注的样子,犹如一个认真好学的学生。另有两只母鸡,只要见到我靠近它们,就会乖乖地俯下身,等待主人的抚摸. 而当我外出回来,也总会有几只鸡鸭跟着你走进院子，“咕咕”“呱呱”叫着.表示对主人的亲近。

    有只栗色鸭,经常贪玩迟归。有一次,我疏忽大意, 在它回棚之前关了门。这以后,连续两天它都没有回来, 大概是以为主人不要它了。后来,我在村里村外找了好几圈, 才在村前一条河的鸭群里发现了它。我去到对岸,吆喝着将它们往岸上赶。但鸭群却只是沿河逃窜。我正在无可奈何之时,那只栗色鸭忽然离开鸭群, 爬上了岸。它显然已明白主人是在找它了。我高兴地走过去吆喝它回去。但是,它却坚持往另一个方向走。怎么回事? 难道它已经忘了回家的路?我加快步子撵它,它也越走越快，一直到了一个葡萄架下,才突然仃下来,”呱呱”叫了两声,钻进一个草丛里。我跟到草丛前,发现里面有两个鸭蛋。蛋是淡棕色的,一看就知道是它生的。我俯身捡起蛋。鸭子“呱呱”欢叫着，自动往我家方向走了。原来，鸭子是让主人来捡蛋呵。

    可爱活泼的小家禽,给饲养者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乐趣。

    不过,农村饲养家禽,成活率并不是很高。野猫、黄鼠狼、瘟疫之类,都是天敌。我第一次养的十来只小鸡, 晚上放在一只大纸箱里。一天,我没有将箱子盖压严实,半夜被野猫掀开了。 早晨我起来一看,满屋子鸡毛飘零,地上和窗户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纸箱里只存下最小的一只鸡,惊恐地蜷缩在角落里,”瞿瞿”哀鸣着。从那以后,这只小鸡总是不仃地尖叫,一副孤零零无所归宿的苦怜状。我们吃饭时,它就跳到桌子下面的横木上,一直陪到饭后。平时,它也一有机会就跟随在人后。即使这样,它也未逃厄运。一次它外出觅食,被一只家猫一撵,连跳带飞跌进了粪坑里。

    有只白颈鸭,长得特别肥大,走起来一摇一摆,十分笨拙。一天,它突然失踪了，直到天快黑时,我才在后村的一条污水沟里找到它。它大概是闯入了人家的自留地，被人逮住扭断了脖子,已经奄奄一息。不过,它的歪脖子仍向着我家的方向无力地伸展着, 拍打着沉重的翅膀。我把它抱回来,放到鸭棚口,它才一下子瘫倒在地 , 眼睛无神地望着我,渐渐失去了知觉。也许, 它因终于回到了鸭棚口而虽死无怨了吧。

    当时,家里养着两只鸭,这只一死,另一只可惨了。它整天尖叫着东跑西窜寻找它的同伴,天黑了也不肯进棚。我不得不将它逮住关进棚子。它在里面扑腾着,头从棚栏缝中东伸西钻, 碰落了脖子上许多羽毛,看了真让人难受.

    如果再逢上鸡瘟,那就更惨了。好好的一群鸡子, 会突然一只接着一只地死去。多少日子的辛劳,就这样一下子付之东流。

    不过，只要你坚持不懈精心饲养，成功总是多于失败。当家禽终于长大，一到黎明，就有公鸡“喔喔”的报晓声， 打开鸭棚门，就有好几个鸭蛋等着你捡，白天，又常有生蛋后的老母鸡“咕呱”“咕呱”高声向你报告，这种情趣，这种意境，恐怕是没有饲养过家禽的人很难体会得到的。

（原文已删除：在紧张的都市生活之外，保留一份对大自然的热爱和返朴归真的     童心，人的生活中将增加许多的温馨和乐趣。）

    通讯地址：上海市宝山区罗南恒荣轧钢厂　蔡燕收转苏应元

    邮编：２０１９０８

刊“东方城乡报”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１日

苏应元

    家居农村，鸡鸭是随处可见的。每当我看到这些小家禽时，我就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母亲当年对儿子的一片挚爱之情。

    我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不到四十岁就独立撑起了有着四个孩子的家。但是，母亲在繁重的田间劳动之余，总要饲养不少小家禽，好不时地能有些蛋，卖去一部分补贴家用，留下的就给孩子们补养身体。家穷，餐桌上是见不到鱼肉的。在我的记忆里，蛋可以说是家中唯一的荤菜。我初中走读时，母亲总是不忘在我的饭盒里放上一个油煎荷包蛋。清水煮蛋则是我去外地读大学和工作时从未缺过的旅途食品。当我假期回家时，母亲也总是积聚了满篮子的鲜蛋和好几坛咸蛋等着我。有一年，我从北京回到家里，母亲兴冲冲地打开坛子为我煮了好些咸鸭蛋。但吃饭时打开一看，咸蛋黄全变成了墨色，已经变了质。鸭蛋腌制的日子实在太久了。我惋惜地说：“你自己为什么不早点把它们吃掉呢？”母亲两眼望地，一声也没有吭。我也没有再说话，也并不需要什么回答。我很清楚，母亲是想留给儿子，她自己哪里舍得吃呢？

    我念高中时的一件事，迄今仍经常地在我脑海里浮现。高中在县城，离家二十多里地，我是寄宿在学校的。有一年暑假，学校组织活动需我参加，放假后两个多星期都没有能回家。一天下午，我正在教师办公室里参加一个会议，母亲的面影突然出现在窗口。她给我提来了一小篮煮熟的鸡蛋。她是步行二十多里路来到学校的，而且还得马上步行回去。汗水浸透了她灰白色的头发和脸上的每一道皱纹。我收下篮子，望着她慈祥的面容和关切的目光，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

    母亲在弥留之际，也仍掂念着饲养的鸡鸭。那时，她已中风十来个月，说话也已有气无力。一天傍晚，鸭子回来了，我却忘了打开鸭棚门，鸭子在棚门外“嘎嘎”叫着，我也没有留意。但母亲却在病床上听见了，突然睁开眼，头费力地往上抬起，嘶哑着嗓子喊我：“快！快去开鸭棚门！”说完，她象完成了一件大事一样，一下子没有了力气，头栽倒在枕头上，半天也没有再动弹。当时，母亲已经知道她也不久人世。她一定是寄望于鸭子能平安长大，以后能多多生蛋给儿子吃。

    母亲去世以后，这几只鸭子又存活了好几年，而且生蛋特别勤。每当我看到它们蹒跚回棚的模样，总是百感交集。而当我从棚子里捡起一个个热烘烘的鸭蛋时，仿佛也触摸到了母亲那颗赤热的爱子之心。我感到自己的眼睛也是热乎乎湿糊糊的，抬起手背一碰，眼泪象串串珍珠滚滚滴落下来….

  刊于“解放日报”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９日

刊于《未名Wei Ming Magazine》第十一期（ＷＭ９８０１）1998年12月总第11期

https://louisville.edu/journal/weiming/magazine/wm9801gb.html

苏应元

垂钓

我坐在村外的小河边，坐在一块长满青草的土墩上，手握一根长长的垂竿。

我在垂钓。

小河很长很长，流水很清很清，水草很嫩很嫩。

四周静悄悄地，仿佛听得见钓钩周围波纹渐渐扩散的声音。

我感到自己也是出奇的平静。我的心在不急不慢地跳动，我的呼吸又细又长又深，平日里所有的烦恼，忧虑、不安，这一刻全都消失得无踪无影。

我真希望永远沉醉在这迷人的情景里。

但是，在我的左倒，在河流的远方，我发现有个黑点在闪动。那是落叶？是飘荷？是蝌科？还是云丝的倒影？

黑点接近了,变大变长了，那原来是一条鱼。

但我一点也不感到兴奋，相反，我的内心响起了另—个声音：

啊，不不，请不要靠近，我不需要你，不需要。请别咬钓，千万不要。否则，你将会失去現在的这份自由、这份悠闲，而我，也将会失去現在的这份淡泊、这份宁静、这份无憾的心境……

但鱼儿却不理会我的心声，它似乎发現了诱饵，更快地往这边游来了。

我悄悄地提起钓钩，收回鱼竿。

路标

十字路口，竖着一块崭新的路标。

路标上的字迹工整、清晰，特别是那个指向新建城市的红色箭头，在阳光下显得尤为鲜艳、醒目。

行人一群又一群，沿着箭头所指的方向，向城市走去。箭头笔直地挺立着，似乎在为自己的作用洋洋自得。

渐渐地，路标微微向后倾斜了。不，这样说并不确切，路标是因得意而昂首挺胸。有那么多人顺从它的指示，它感到了自己的身价。

一个风雨之夜，箭头突然指向了另一个方向。这与其说是风雨的恶作剧，还不如说是路标自己想用另一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权威。

真的有不少人上当了，他们沿着箭头現在所指的方向,去到了与城市相反的地方。

路标愈益昂首挺胸。

但是，多数人却没有理睬箭头所指的方向，继续向新建城市走去。那些上当的行人，也很快返回来了，跟上了多数人的队伍。

路标“吱吱咯咯”响着，发泄对叛逆它的人们的不满。

但人们还是不停止前进的脚步，只有一个人注意到了路标的吱叫声，走过来不由分说地将它的箭头拨回原先所指的方向。

路标吱扭得更厉害了。它怎么能容许行人对它如此胆大妄为？

风雨里，它又一次掉转了方向。

但再没有人遵从它的指引。

路标愤怒地吱叫着，激烈地晃动着，终于断裂了，倒在了地上。

第二天，人们在那里换上了新的路标，那火红色的箭头，当然仍指着新建的城市。

刊《萌芽》1995年2月刊

苏应元

早晨，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

笼罩一夜的黑幕，终于一点点消隐，乳白色的云层开始龟裂，闪露出虽不明亮但却是变幻莫测的蔚蓝。河流悄悄地移开薄薄的雾纱，像龙蛇缓缓游动。和风习习，百鸟啁啾着从草丛里、树叶间、瓦楞下飞起，而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渐渐泛起一层金黄。大地上红的鲜红，绿的碧绿，白的雪白……万物展现出自身的容貌。高空中，霞光熠熠，一秒更比一秒绚丽。

呵，多么迷人的早晨，我真愿世界永远停留在这个时辰。

但是，太阳在上升，气温在增高，朝霞在褪色，晨光在消逝。……我的眼睛不禁黯然了。然而，在我的耳边，却又响起了河流的喧哗，小鸟的啁啾，和风的细语……我仿佛听到这无数的声音，从天空，从地上，从四面八方传来，汇成了充满哲理的音响。

早晨果然美好，但它只是昼夜交替中的一个环节，时光流程中的一个场景。倘若太阳不再上升，早晨从此凝固，那末，气温会下降，草木会枯萎，百鸟会死亡，河流会干涸，云霞会消失。……你的面前将只存下一片荒芜的沙漠。

早晨的美来自大自然永恒不息的运动。不要感叹美好时光的流逝吧，只要世界没有静止，永在运动，你还会看到无数美丽的早晨，而且一个与一个不同，一个比一个迷人……

春日花园

春晨，我来到花园里，看到的是一幅迷人的画面。轻风中，淡雾里，杨柳枝头缀满了鹅黄色的新芽，桃树枝上绽放着粉红色的花蕾。就是一片片草坪，也变得那么青、那么嫩、那么清新、那么沁人。

真是万物苏醒的季节！

但当我环顾四周，我又发现了组成绿色围墙的冬青树和围墙外屹然挺立着的苍松翠柏。它们风尘仆仆，浩气凜然，仿佛在唤起人们对它们冬日里傲霜斗雪的记忆。顽强的生命面前不存在季节。比起它们，满园那择时而生的花草树木又算得了什么？

我的目光又转向绿柳红桃、转向那一片片草坪。它们还是那么精神，那么旺盛，并没有一丁点儿的自卑。微风中，我仿彿也听到了它们的声音：谁说我们只能趋炎附阳，害怕严寒？不，冬天里我们决不是逃匿，而是抗拒。冬天永远得不到我们的奉承，我们的叶子只为春天而绿，我们的花朵只为春天而开。

微风过去了，花园里还是静悄悄的。除了外人无端的臆测，哪里曾有过争名夺荣的论争？草木各有值得尊敬的本性，大自然的一切，原本是这样的和谐和统一。

刊《羊城晚报》1994年9月2日

苏应元

我业余爱试试笔，感觉好些的就投诸报刊，故手头颇积有一些登我文章的报刊，但其中有一份于我特别珍爱——一张刊我小文的晚报，那是我那行政学院外语班同学送给我的礼物，上面有每一位同学的签名。

在这张晚报上，我那篇《永葆学子之心》的文章记述了我进学院那天的感受，其中也涉及到自己的一点经历。

文章是开学那天写的，但发表时，三个多月已经过去。这些日子共同的学习生活，已把同学们凝聚成一个团结友爱、朝气蓬勃的集体。夜半灯光下，有我们苦读的身影；清晨曙色里，有我们朗朗的书声；运动场上，我们生龙活虎地奔腾跳跃；节日之夜，我们忘掉自己年岁去欢歌漫舞。我们因获得了知识而变得更加成熟，同时又由于身心愉快而倍觉年轻。大家都热爱，爱护这个集体，而我，对之更有着深一层的情感。

我生活中算有那么一点小的坎坷，数年前离京返沪，在新单位，我给分在一间潮湿的小车库暂住。没有多久，我就病倒了，小车库也已挪作他用。人生活在社会中要碰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也毫无例外地向着我接踵而至。工资，级别、住房，甚至我离京前家属就已具备农转非条件，现在我却全无能力去解决了。我只能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村过河，化七、八十分钟赶到单位，去做那些与所学专业不甚相干的事情。

由于我有这么点曲里拐弯的经历，故对学校里这种稳定、和谐的环境倍感亲切。也许，也是因为我的这点不那么正常的境遇，我在班上得到了多一层的友情和关心。几个月来，同学们不时地给我出主意，想办法，找领导，希望能为一个1964年的北大毕业生解决点后顾之忧。而现在，大家又在班里订阅的晚报上，在我的短文周围，纷纷握笔签名题字，表达他们对我的友谊。年轻的小屠写道：“祝好人一生平安”。同屋的老夏写的是：“难忘中年学长”。行伍出身的老叶则题字说：“希望在人间”。

出诸二十一位同学笔端的字，形体虽各不同，心意赤诚如一。看着这一个个签名和题字，常令我心中激动不已，仿佛也看到了一颗颗跳荡的心，其中蕴含着诚挚的人间真情。

在班上，我年龄最大。但是，说来惭愧，我却处处感受到是由年轻的同学们在多关心着我这个年长的，毎每想到这里，我就非常地感动，心中涌起一种淡淡的惆怅。学校是个小社会，在这里有相互的理解和爱，但愿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能够给别人，给那些善良的人们多一点关心，多一点帮助，多一点温暖。。。。。

刊《上海工业经济报》1992年3月17日

苏应元

刚送儿子去上髙中，妻子又为我打点行装，送我上学读书。

我去的是行政管理学院外语班。

说起来，我也算得上是个外语干部。三十二年前，母亲曾为我补衣打包，送我去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法语。从那以后，国内国外，走南闯北，当翻译，做研究，业余写些游记随笔之类的东西，虽紧张倒也自得其乐。我原以为此身格局初定，常以四海为家了，不想命运同我开了一个冷酷无情的玩笑，不多几年时间里，大儿子溺水身亡，七十老母中风卧床，我不得不请求离开工作二十多年的北京，返回老家。起先，我在市区一家报社工作，但报社没有住房，我只能留在远郊家中写点或翻译点可有可无的东西。后来，我又被分配到了老家地方政府部门。然而法语又岂是地方上常能用得上的东西，做研究工作更属天方夜谭，心有所不甘，于是乎萌发了进修英语的念头，在临近知天命之年，又成了一名新生。

早晨天髙气爽，风和日丽，和我三十二年前上京时一个天气，进入学院大门，迎面就是欢迎新生的大字标语，是那么新鲜，又那么熟悉、来到报名处，我刚说出自己所属的地区，一位

女士马上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后来知道，就是班主任周老师。

来到宿舍，放下行装，班部彭老师和李老师就来看望我们了，关切之情，溢于言表。说来有些凑巧，彭老师也是北大西语系的毕业生，面对着这位校友和系友，我不禁又一次回忆起在北大度过的日子，那紧张又迷人的学习生活，相处无间的师生和同学关系，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

下午开学典礼。全班二十来位同学首次聚到了一起。我环顾四周，方知三十二年时光毕竟已流逝而去。当年我进北大时，十七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今年，我已四十又九，是毋容置疑的老大。不过，当我坐到教室的座位上，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马上沁入我的心田，我想得最多的还是我的学生身份，而不是年纪。

晚上召开了第一次班会，内容是学生自我介绍。大家围坐一起，无拘无束，争相发言，有的幽默风趣，有的妙语联珠，既融洽又活跃。我不禁受到了感染，也来了一点小小的诙谐。我说，我的经历可以用一个零来概括，从老家出发，南来北往二三十年，又回到老家，正好是一个圈，一个零。我又说，我还不希望人生就此圈定，我希望自己还能像年轻时那样，有点追求知识的热忱，争取来一个零的突破。

坐在同学们中间，我确实感到轻松自在，仿佛又回到大学年代。

我的同事小朱也曾在这里学习过，我刚进单位时，她就对我说:“•我总感到，同学的友谊最纯真。”

我想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在一个有着老师们经常关怀和教育的环境里，在为寻求知识而相聚在一起的人们之间，应该最少世故，最少隔阂，最能找到相通的语言，最易建立起本来意义上的友谊。

刊《新民晚报》1991年12月4日

苏应元

尼科尔•维洛托是法国年轻的女博物学家。多年来，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她只身深入沼泽丛林，赤手空拳捕捉蛇、巨蜥以至鳄鱼，足迹遍及非洲、亚马孙河流域、澳大利亚，以蛇女闻名于世。

她曾遇过多次生命危险，有一次，她大功吿成回到欧洲，打开背囊时，一条响尾蛇突然跳起来咬住她的嘴唇。伤口宽达一厘米半。她被迫住院几个星期，还做了两次手术来恢复嘴形。谈到这类危险时，她感慨地说：“我能活着真是奇迹！”

但她却乐此不疲。她说，正因为蛇类令人惧怕，她决心接近它们。发现一条有价值的蛇或巨蜥，对她来说就是莫大的欣慰。她常常设法亲近自己的猎获物，在距这些动物只有55厘米处给它们照相。虽然毎一次摄影都是一次冒险，但这些近距离拍摄的清晰、逼真的照片，很有观赏和研究价值。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可怕的毒蛇也曾救过她。有一天晚上，她露宿在巴西的荒野上，一群狼突然包围了她的帐篷。幸亏闻到了狼的气息的响尾蛇发出了声响，把狼吓跑了。

蛇还是尼科尔接近当地居民的特别旅行执照。在澳大利亚，一个土著民族曾让她去传授捕蛇术。他们见到她原来是个白皮肤女人，大为惊讶，怀着疑忌把她放到一个腹蛇岛上。但几天后，当她背着装满腹蛇的袋子回到他们中间时，他们马上对她另眼相看了。

刊《现代人报》1988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