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应元
引子
多少年了，方涛依然夜夜做梦，在梦中，又常常会看见一条小小的河流，清沏、平静、在绿竹青杨中间缓缓地向前流淌。那柔丝似的波纹，晶光鳞鳞，永无止息地曲伸、消失、又重新闪现。突然间，或者是鲫鱼惊跳，或者是燕子掠过，或者是莫名其妙的黑影一闪，波纹迅即化成一圈圈漩涡，而在渐渐扩展中的漩涡里，又慢慢地展现出亲人熟悉的面庞：母亲、妻子，而后，差不多总是在最后，又呈现出他心爱的孩子海亮那一双滴溜溜圆的大眼睛。方涛伸开双臂，扑向河心。但一瞬间，绿竹、青杨、亲人的面庞，一切都消失了。方涛惊醒过来，睁开眼，面对着的是黑洞洞的房间，深沉的夜。
小小的河流呵，你为什么总是这样牢牢地纠缠、折磨着方涛。方涛的心中涌起一股怨恨。可是，正当他想要咀咒你的时候，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你曾经给过他的温暖和希望，感激你曾经伴随他度过的不无甜蜜的青春岁月。
第一章
一九六六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方涛沿着故乡村后的小河，去柳宅寻找一位名叫柳霞的姑娘，感谢她对他不久前摔伤的妈妈的热心照料。那时他大学毕业不久，在北京某研究所工作，是两天前接到母亲摔伤的信后匆忙赶回来的。回到家，发现母亲的伤腿已差不多复原了。母亲告诉他，那多亏了柳霞姑娘的帮助。十来天以前，母亲去十里外的长明镇购买家用东西，由于年岁大了，手脚不灵便，走走歇歇，返回时天已黑了，不小心绊在路边的一个树桩上，重重摔了一跤。她的左腿扭伤了，几次试着都站不起来。天黑路远，旁无村庄，正当方涛的母亲在为如何回家焦虑不安的时候，过来一辆自行车。骑车的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她一见此情，赶紧扶他母亲上车，问清路，将他母亲径直送到家里。接着，她又赶往附近医务站，请来大夫给方涛母亲包扎伤腿。她见方涛母亲孤身一人，回柳宅打过招呼后又赶回来护理。以后，她几乎天天放学后都要来看望方涛母亲，帮着做点家务，直到他母亲又能自己行走、操劳。
这姑娘，就是柳霞，长明镇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
小河静静地流着，那波纹细得叫人难以觉察。桃花、柳枝、竹叶的倒影，都清清楚楚。夕阳在河面上撒下一层金粉，晚霞又微颤着象彩绸将粉末布匀。几尾小鱼，自由自在地窜来窜去，追逐着水面上的柳絮、落红。沿着河边的小路行走，方涛总是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他熟悉这条小河，它正好从他家后窗口经过。他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可以说都是和这条小河紧相联系着。抓鱼呀，摸蟹呀，逮王八呀，虽然笨手笨脚的他很难弄到什么象样的东西，但对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更欢乐的游戏呢？六年半以前，他，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也正是沿着这条小河，离开家乡，去北京的一个大学念书的。
生活，曾经是那样地令人回味。他是村上的第一个大学生。乡亲们的祝贺，母亲的喜悦神色，迄今犹在眼前。他永远也忘不了临行前的晚上母亲为他缝补衣服的情景。母亲让他早早睡了，自己端一张竹椅坐在床边。半夜里，他一觉醒来，看到一星星火仍在那半明半暗的豆油灯上闪烁。母亲正用她那看不大清楚的眼睛细细地注视着衣衫，一下下拉着针线。“妈，半夜了，还不睡觉呀？”“你睡吧，我一会就好了。”他第二次醒来，母亲还在为他熬夜。“妈……”“好，我马上就睡。”可是，当他第三次醒来，母亲已经把早饭都做好了。那时候，东天还刚刚发白。
他为自己有机会念大学感到兴奋，但同时也有点舍不得母亲。父亲多年前就去世了，他是母亲跟前唯一的亲人。农村不比城镇，别提辗米、挑担等重活，就是平常喝水，也得有力气从深井里往上打、往家提。母亲年近六十，体质又差，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方涛真有些不放心。但母亲说：“你能念大学，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我身子还可以，再说，亲戚邻居也会帮忙的。放心去读书吧，孩子。”那充满感情的声音，至今仍在他的耳边回响。
开初两年，母亲常常托人给他来信，告诉家里诸事平安的消息。但后来，信渐渐少了。接着是农村连续三年的大歉收。母亲的体质愈来愈弱，亲戚乡邻也忙于为自己的生计奔走，对母亲的照应也不可能周到了。虽然母亲尽量地向他隐瞒生活上的困难，但到他毕业那年，终于忍不住说：“涛儿，我老了，要有可能，你就去跟领导说说，回家来工作吧。”方涛没有答应，因为当时的大学毕业生都得听从政府统一分配。母亲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没有料到，不过一年半时间，她就摔伤了腿。
往事象小河的波纹，缓缓地、不间息地流过他的心田。不知不觉，已到谢家村口上的一个售货店。从那儿往西望，已经可以隐隐约约见到柳宅。方涛十分感激柳宅那位未曾见过面的姑娘，但又不知该如何表达谢意。在乡下，亲戚朋友往来，总要带点水果、糕点一类的东西。他这是第一次去见一位帮过他家大忙的陌生人，总不能空着手吧。该买点什么呢？霞姑娘是个学生，送个笔记本呀，钢笔呀，当然最合适。不过，他看过一些当代小说，发现里面的乡村青年谈恋爱送的往往是这类礼物，故欲购又止。买点水果吧，可不管是苹果还是梨，表皮上都是斑点皱褶，看来起码已展览了大半年。他的目光于是落到食品柜里的蛋糕上。蛋糕还新鲜，包装也大方。他拿定主意，买了一盒。
霞姑娘家住在柳宅的后边。因此，当方涛找到她家时，差不多半个村子的人都知道她家来了位稀客。柳霞不在家，屋里只有她的爸爸妈妈。方涛说明来意，把蛋糕放到桌上。老俩口代女儿谦让了一番，男的陪他喝茶，女的出去找霞姑娘回来。柳霞正和几个同学在村西头一个孤老人家里帮忙。大约七、八分钟以后，就听得门外传来一串银铃般清脆的笑声：“来谢？这么点子事还用得着登门来谢？真是城里来的大书生。”接着是柳妈妈阻止她说下去的短“嘘”声。方涛脸上一热，有点不知所措。门“吱呀”一声推开，柳妈妈带着女儿进来了。柳霞站在她母亲身后，神情已变得严肃，只有一双晶亮的眼睛，还闪烁着活泼光彩。方涛想说几句感谢的话，但不知为什么，竟一个字也说不上来。多窘人的时刻呵！还是柳妈妈为他解了围：“这位姓方的同志是来感谢你对她妈妈的帮助的。”方涛嘴唇动了动，但还是接不上嘴。柳霞的父亲笑了笑，指指桌上的蛋糕说：“方同志还给你带来了一盒蛋糕呢！”霞姑娘的目光在桌上扫过，“噗哧”一声笑出来，又急急掩上嘴，扭过脸，夺门就跑。门外，也响起一片嘻笑声。方涛抬头一看，才发现窗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围上了一大堆人。
这是方涛和柳霞的第一次见面，是那么仓促，又那么清晰地刻印在他的记忆里。
看到母亲的腿已无什么大问题，几天后，方涛就回到了北京。但母亲未久就来信说：腿伤留下了后遗症，刮风下雨，酸疼难熬。她已很难独自料理生活了。方涛放心不下，决定将
母亲接北京来住一段日子，治治腿，也散散心。
这年十月，他让母亲来了北京。经过几次检查治疗，母亲的腿就不那么酸痛了。方涛利用星期天的时间，陪着她到城里的各个公园走了走。年迈的母亲有儿子陪着，显得分外精神。她脸上的血色增加了。北京干燥的气候，对她显然也非常有利。
但母亲毕竟得回去。方涛没有能力长久留她，她也离不开生活了几十年的故乡。
临走前的晚上，方涛和母亲在机关招待所的小屋里沉默相对。他想宽慰母亲几句，但不知该怎么说。母亲嘴唇微动着，看来有许多话要跟方涛说，却总不开口。上床后，母亲翻来复去，不能安宁。方涛也怎么都睡不着。他上京念书前那个晚上母亲为他熬夜缝补衣服的情景，又清晰地呈现在脑海中。
“涛儿，”母亲也发现方涛没有睡着，开口叫唤他。
“嗯。有事吗？妈。”
“没事。你，你快睡吧，明儿你还要上班。”
但过了一阵，母亲又轻声叫他：“涛儿。”
“妈，有事吗？”
“……”
“妈！”
“睡吧，涛儿。”
“妈，”方涛披衣坐起来，“有话你就说吧，跟儿子有什么不好讲的呢？”
母亲沉默了一阵，也披衣坐起来：
“涛儿，妈是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讲。”
“妈，你怎么这样跟自己的儿子讲话！”
“涛儿，”母亲终于下了决心，“你年纪也不算小了，也该－－”
方涛预感到母亲要讲什么。他想阻止她，但母亲自己就停住了。方涛抬起头，看到母亲那欲说还休的不安神态，反而不好意思开口了。
“涛儿，”母亲见儿子没有打断她，咬咬唇，继续说，“我老了，你也不算小了，在家乡找个对象吧。你成了家，我活着有依靠，死也能放心了。”
母亲的声音低微又急促。她一边说一边用那双黑里带黄的眼睛观察方涛，似乎有点紧张。 方涛不能拒绝母亲，只是说：
“可家乡的姑娘我都不了解呵！”
“那－－，柳霞姑娘呢？”
“柳霞？”方涛的心猛地一震。那清脆的笑声、晶亮的目光，以及那掩嘴而笑的模样，象激浪一下扑进他的脑海，接着，又象那小河的流水，慢慢地流向心田。
“柳霞可真是个好姑娘呵！人好，心好。”母亲继续说，“我伤腿那些天，真难为她。可你，远道去致谢，带了啥去？蛋糕！真叫人笑掉大牙。柳宅人都取笑霞姑娘：‘那个大学生哪里只是来感谢你呀，是拿蛋糕来孝敬丈母娘呢。’长舌头的更是添油加醋，弄得霞姑娘十分尴尬。如今她已高中毕业，正逢什么‘文化革命’，也无大学可考。涛儿，我看就来个弄假成真，托人去提提亲。”
“可我和柳霞一点也不熟悉。”方涛说。
“那怕什么？你们都识字，可以先通信，慢慢就熟悉了。”
就这样，母亲回去一个来月后，经人介绍，方涛和柳霞通起信来。
那时，号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搞得热火朝天。许多昨天还是位高权重的国家领导人，一夜之间成了“叛徒”、“反动派”。人们在“关心国家大事”的口号下，纷纷拉帮结派，投身于这场“革命”的洪流中。方涛也在几个同事的怂恿和介绍下，加入了其中的一个群众组织。
但柳霞的来信写的总是家乡庄稼的长势、年成的好坏。以后，随着两人关系的密切，也只是增加了一些有关方涛母亲健康情况的描述和对方涛衣食住行的提醒，而对于这场“革命”，则从来没有涉及，好象她并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似的。但方涛还是喜欢反复阅读柳霞的来信。她写得一手清秀好字。她的语言是那么平和、温柔，里面虽没有什么激情洋溢的句子，也从未象火一般滚烫过他的心，却总是使他象沐浴着春风似地感到舒适、温存。那一年底，县上为补充小学教师开办教师训练班，柳霞的母校和村上推荐她去，但她为了照顾方涛的母亲，放弃了机会。对这样一件涉及个人前途的大事，她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笔。方涛渐渐爱上了她的性格。柳霞的每一封信，都使他联想起家乡的小河和小河里那永远不曾停歇过的清清的流水。……
他俩就这样逐渐确立了关系。说来也许很难让人相信，从开始通信到结婚，在差不多二年时间里，尽管中间方涛也曾回去过两次，但俩人却从未在一起长谈过，从未在一起看过一场电影，更不曾去城里逛过一次公园。当方涛不在家的时候，柳霞倒常常去方涛家看望、照料他母亲，拿他母亲的话来说，“简直象亲闺女一样”，但方涛回家后，她反而很少去了。所以，说来也许有些见笑，只是在新婚之夜，方涛才第一次有可能也有勇气仔细打量柳霞。
柳霞的脸也正象她的性格一样，并不光艳照人，但端庄清秀，闪烁着一股使人明显感觉得到的温柔。她的脸色微黑，黑里透红，一张小嘴，透露出一股孩童般的天真。特别是她的眼睛，那么晶莹，那么深邃，总是那么奕奕有神。
柳霞知道方涛在打量她，脸涨的腓红。她悄悄抬起手，半掩住脸，微微低下头说： “干吗这么看我？是陌生人，不认得？”
方涛不好意思地笑了。他怎么能不认得柳霞？他早已熟悉了她那颗善良、赤诚的心。三年多来，柳霞就是用这颗心，温暖着他的妈妈，也温暖着他。柳霞当然不是陌生人，她早就是方涛家里的人。
第二章
蜜月飞快过去。已经到了临别的夜晚。柳霞早早就催方涛上床休息，自己则搬一个小凳子坐在床头，为他缝补衣服。从木板隔开的外间，已经传出母亲轻轻的鼾声。但方涛没有一点睡意，不时地半睁开眼悄悄打量他的小霞。当年头发灰白、目光迟钝的老母亲坐过的位置上，如今已坐着一位头发和眼睛都乌黑得发亮的年轻少妇。柳霞低着头，抿着嘴，认真地一下下抽着针线。有时候，她停下来，凝视着衣裳呆呆深思；有时候，她又悄悄地抬头瞥方涛一眼，而方涛则赶紧把眼睛眯成一条线。她低下头去，方涛又马上半睁开眼。柳霞发现方涛根本没有睡着，小嘴一裂，微微地笑了。但马上，她“啊唷”一声叫起来，是缝衣针剌破了她的手指。
“霞！”方涛紧张地坐起来问，“疼吗？”
“捣蛋鬼！还不睡，我要拿针剌你了。”
“霞！”方涛激动地说，“我真舍不得离开你。我一定要尽快回来看你。不，春节里，我
要让你和妈妈到北京玩。”
“去！说什么好听话，谁希罕？”
“霞，我这是真心话。”……
确实，方涛当时说的完全是真心话。但没有料到，他的许诺很快告吹。这一别，竟是整整两年。
回到北京，单位里“文化革命”的风向发生了突变。不久前曾被大红大绿的大标语宣布为绝对革命的行动，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性质的活动遭到猛烈批判。各个派别的政治属性也象万花筒般说变就变。方涛参加的那个群众组织，本来曾得到过“文革”要人的肯定，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反动组织。未久，他与他所属的那个组织的大部分人，都被下放到边远山区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在干校，又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方涛所属的那个组织的成员，成了理所当然的清理对象。一样是花花绿绿的大标语、大字报，一样是鲜艳夺目的大旗小旗，一样是人山人海的集会声讨，一样是震耳欲聋的口号，一句话，一样是当年眩目的革命气象，所不同的是这回已不需要方涛他们去紧跟，他们已经成了由这一切装点起来的另一场运动的对象。
方涛的几个同事经不住夜以继日的逼供，不仅承认自已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而且把方涛也牵涉了进去。方涛以着一个农民儿子的诚实和固执，拒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他的行动因此完全失去了自由。
让柳霞上北京，早已化为泡影。申请休假，也不可能得到批准。而比起眼前遭遇到的一切，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想什么也不告诉柳霞，但隐瞒真情的家书简直无法下笔。他想把一切都告诉她，却又担心会吓坏她、连累她。当时，方涛的私信往来也已经受到审查。不过，柳霞很快就猜出方涛出了事，因为专案组已派人去那里调查方涛的祖宗三代。
当时，一个受审查人的家属，其处境是可想而知的。掌权者的岐视、亲戚的疏远、旁观者的讥讽、年迈婆婆的眼泪，对于一个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的新婚妇女，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方涛觉得对不起柳霞，但他的信，又只能写些言不及义的东西。
然而柳霞还是经常地来信。语气永远是那么平和、温柔，不断地关心着他的饮食起居、健康状况，向他报告家里诸事平安的消息。柳霞从不催问方涛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对于他受审查的事，不问也不提及，仿佛根本就不认为是什么大事。柳霞的冷静给予了方涛极大的精神支持。
两年以后，方涛终于得到解脱，获准回家探亲。
家里果然一切都好。母亲身体健康，屋子里收拾得整整齐齐。
晚上，经过了两年的分离，他俩终于又坐到了一起。
“霞，连累你了，真对不起。”方涛内疚地说。
“快别这样说话！”柳霞打断方涛，细细端详着他的脸，关切地说，“看你，瘦多了。”
“能不瘦吗？”方涛说，“这两年，我可害怕了。”
“怕？怕什么？”
“我差一点成为‘反革命’呢。霞，难道你不害怕吗？”
“反革命？去！别耸人听闻了。”
柳霞停了停，平静地说：
“说你会做蠢事，我相信。你呀，你这样一个不通世情的人，一个曾想着用一盒蛋糕去感谢一个女孩子的人，在这年头做点蠢事，也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不过，说你是坏人、反革命，我肯定不会相信。没有对你的起码了解，我会嫁你吗？说真的，你呀，实在是一个……”
柳霞说到这里，突然停住，调皮地一笑，瞅着方涛。
“好人！”方涛连忙挑好词接上。
“不准确。”柳霞摇摇头。
“老实人。”
柳霞撇了撇嘴。
“正派人？”
“去！”柳霞“噗哧”一笑，“没羞。尽把好词儿往自己头上堆。”
“那……”方涛有点不知所措了。
“你呀，”柳霞收敛起笑容，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说，“公平地说，你是一个十足的–”
“说下去呀！”
“好好听着！”柳霞伸出右手食指，朝方涛额上轻轻一戳，“书－呆－子！”
说完，她咯咯笑起来。方涛倒在她的怀里，感到羞愧，但更感到温暖和宽慰，就象是在大海的风浪中日夜颠簸差一点沉没的迷途小船，终于回到了风平浪静的港湾。“呵，小霞。”方涛在心中默默地说，“你不仅是我贤慧的妻子，母亲孝顺的媳妇，你还是我生活道路上最贴心的伴侣。”
第二年六月，方涛和柳霞的第一个孩子——海亮出生了。
六月，正是干校早稻管理的重要时节，方涛因此未能获准回家。直至稻谷进仓、晚秧插完，并随之进行了一个来月的思想总结之后，干校领导才让方涛回家探亲。那时候，海亮已经四个多月了。
孩子长得又白又胖，脸蛋园园的，小嘴园园的，一对大大的眼珠，更是水灵灵、滴溜溜园。孩子总是带着哭声来到世界的，但海亮给方涛的第一个印象却是笑。每当方涛做个鬼脸叫声“亮亮”靠近孩子，孩子准会裂开小嘴巴咯咯咯笑起来，是那么自然、真诚，反映出满心的欢愉。即使你不逗他，他也会时或嘻嘻笑着自得其乐。睡觉醒来，他不哭不闹，经常伸出丝一般柔软、玉一般白嫩的手，来回摇摆着，伊伊呀呀唱起自个儿编的小曲儿。孩子还颇有些有福同享的观念，当方涛用小勺喂他糯米粉浆时，他每吃一口，就会眨眨含笑的眼睛，伸出小手指着方涛的嘴，非要方涛也尝一口，才愿吃第二口。
多么惹人喜爱的孩子！
但海亮的诞生，同时也给家庭带来了阴影。
由于方涛未能及时回家，柳霞产后没有得到应有的调养。开初几天，柳霞的妈妈曾赶来照料。但那年头农民是靠下地挣工分吃饭的，柳妈也有自家的生计问题，哪能长留在方涛家里。方涛的母亲主动让她回去了，由自己肩负起照料柳霞和孩子的重担。但她年迈体弱，哪里能支持得了？柳霞不忍心，产后几天就从床上爬起来，帮婆婆做饭、洗尿布、料理家务。不到满月，她就下地干活了。因此，当方涛回家的时候，与又白又胖的孩子相反，柳霞已变得又黑又瘦。
“你呀，”方涛抱怨她，“干吗那么急着下地呢？”
“能不急吗？”柳霞微笑着，温柔地向方涛解释说，“家里又添了张嘴巴，靠你一个月几十元工资，怎么够用？我要不多挣点工分，到年底不得喝西北风了？你又不是不知道，现今农村分红这么底，……”
确实，当时农村里收成一年比一年差，分红低得可怜。拿这个村子来说，去年一个整工只分三角钱，还不够买一块肥皂。
“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也没有漏过这个小小的村庄。单生产队长几年里就换了好几个。后来，村上一个最会耍嘴皮子的朱洪占据了这个职务。
从此，小村的容貌也大大改观。田野上，首先让人注目的已不是绿油油的庄稼，而是一块块用大红漆涂写的标语牌，什么“狠斗帝、修、反，坚决干革命”呀，什么“革命加拼命，大批促大干”呀，一个字就象农家的泥墙那么高、那么宽。再走近些，你可以发现，田头还插着一块块虽小却也高过庄稼的竹牌子，上面写着做梦也不敢想的高产指标。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向前，这大大小小的牌子也越竖越多。当然，这也决不仅仅是为了点缀风景。农民很懂得这些牌牌的分量。不到半夜决不散场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大小会议，农活越少越闹腾得厉害的通宵加班，挖河填河填河挖河永远也定型不下来的水利大业，高地洼地酸性地碱性地整齐划一的“以粮为纲”，缩小又缩小却仍让人一脚跨下去象踩了毒蛇一样提心吊胆的自留地，……这就是这些牌牌在农民实际生活中的效用。
与不断增长的牌牌成反比例的，是收成在年年减少。撇开这些时髦的标语牌，人们可以看到，农民事实上仍按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传统方式在耕作，祈求着风调雨顺，担心着老天爷的喜怒哀乐。几十年来，土地没有增加，人口却增加了一、二倍。农民进工厂、进城的路早被堵死，城里的知识青年却在年复一年地分配进来。农民的生活水平怎么能不下降呢？
又一年过去了。
这一年，柳霞和母亲过得多么不容易呵！
母亲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也稀疏了。柳霞乌黑油亮的头发也变得干枯，中间甚至还夹杂着一、两根白发。
变老了的，还不仅仅是人。
小屋也是一副残破相。四壁透风。老鼠大白天在瓦楞和砖缝里窜来窜去。灰尘、蜘网、甚至碎砖屑，时或向下掉落。方涛回家不过几小时，头发上、衣服上就积了一层灰尘。
“房子该修理了。”方涛伸手掸掸头上的灰尘自言自语。
“是呀，”柳霞笑笑说，“可修房的砖瓦呢？我曾听你说，你那个干校里有个砖厂。你回家时怎么也不想着背几袋砖瓦回来呢？”
柳霞当然是在跟我开玩笑。但是，玩笑也反映出严峻的现实。当时，想在农村买点砖瓦可难了。那家没有个住房问题呀！多少年了，人口在不断增加，但新房却没有一间。如果说，田野上的变化是以标语牌为标志的话，那未，村子里面的变化首先就体现在老宅上。人们先是在房子内部打主意：一间隔成两间，厨房兼作卧室，过堂截为内间……慢慢地，厨房被从房屋内迁了出去，或者靠着正房伸出个象鼻小间，或者干脆迁进柴屋、猪舍。于是，柴草垛举目皆是，院场、路边也出现了一个个用茅草、苇席搭起的新畜棚。但终于连这样的处置也不能解决问题了，一些稍有点积蓄的人家勒勒裤带开始筹划起盖屋来。人们为巴掌大的一块房基地争吵不休，为砖、瓦、木料日夜奔波。砖瓦厂既少又简陋，建材很快成了热门货。在这种情况下，象柳霞这样一个温良的年轻妇女，纵然有天大的本领，也休想弄得到一砖半瓦。更不用说家里还有一老一小拖着她。
因此，听了柳霞的玩笑，方涛一点也笑不出来，只是低下头，轻轻叹了一口气。
母亲也在一旁说：
“没钱买不起砖，有钱买不到砖，就算买到了，柳霞一个妇道人家，也没法运回来呵！” 方涛无言以对。
母亲接着说：
“涛儿，你还不知道呢，柳霞自去年生下海亮后，已得了腰酸病。阴天下雨，家里可热闹了。她腰酸，我腿疼，连做顿饭也不容易。房子也来凑热闹，外头大雨，里头小雨；外头雨停了，里头还是滴滴嗒嗒漏个不停。”
方涛还是无言以对。想不到兴致勃勃回来，到了家里，睁眼看看都是烦恼事。
但是，他们的孩子海亮，却给了这个小家庭的暗淡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一定是柳霞和母亲在孩子面前天天念叨方涛的缘故，孩子见了方涛一点也不陌生，第二天就“爹爹、爹爹”叫不离嘴，扬开双臂让方涛抱。
方涛很少抱他。在干校看点喜爱的书有种种不便，一回到家，他总是抓紧时间看书。
孩子很懂事，见到方涛看书，就不大去纠缠。他已经一周岁多了，大该是缺钙的缘故，还在学走。他总喜欢独自扶着墙壁、凳子，在小屋里晃晃悠悠兜圈子。
柳霞收工回来，看到方涛看书，也很少来打扰。只有在自己实在分不开身时，才看着学走半天的孩子对方涛说：
“别老埋在书本里呵，过来抱抱伊吧！”
海亮一听，马上迈着两条小腿扶壁向方涛走去，伸出一双白白嫩嫩的小手扑向方涛： “爹爹抱伊哟！爹爹抱伊哟！”
孩子大概听到妈妈每次说“抱伊”时抱的都是他，以为自己的名字也叫“伊”。
多么天真可爱的孩子！
再好的书都失去了吸引力。方涛紧紧抱起他，在屋里来来回回走着，让他叫“爹爹”。
“爹爹！”方涛永远也忘不了孩子那清脆甜蜜的声音。
“叫响一点，亮亮。”
“爹爹！”海亮果真放开了嗓门。
“再响一点！亮亮！”
“爹–爹—！”孩子喊得小脸蛋都涨红了。
方涛心里甜丝丝的，亲亲孩子，嘴巴贴着他的小耳朵问：
“爹爹好吗？”
“好。”孩子的声音是那么肯定。
“妈妈好吗？”
“好。”
“奶奶好吗？”
“好。”
“这间房子好吗？”
“好。”
在孩子眼里，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美的，和孩子在一起，还有什么忧虑不能忘怀呢？ 柳霞微笑着，眼角噙着泪花；母亲也微笑着，脸上的皱纹也似乎少了好多。
“一家人团圆，穷日子也过得香甜。”母亲说。
方涛点点头，把海亮抱得更紧了些。
离家前一天，母亲忽然对方涛说：
“你在干校也是种地，留在家里种地不也一样吗？”
“那可不行。”方涛说，“在家多待几天都要挨批评。”
“涛儿，”母亲想了想，说，“干脆申请调到家乡来工作吧。你看这个家，缺个男人怎么行？回来吧。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苦日子也过得香甜。”
方涛没有出声，但母亲的话却不时地在他的耳边萦绕。母亲的话是对的，这个家庭继续分居已经很难了。
回到干校不久，他向校方打了一个请调家乡工作的报告。
第三章
几个月后，方涛接到了调令，但不是回家乡工作，而是回原单位。对于他的请调报告，没有一个字的答复。
但方涛还是为能重新达上工作岗位而高兴。他甚至想，领导既然决定让他回北京工作，说不定以后也会让他把家属迁京呢。
单位里不少是老相识，只是在当时大搞“阶级斗争”的政治气氛下，相互间说话很少，戒备甚深。倒是在宿舍里，方涛很快找到了知己。
宿舍很挤，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已经住了三个人：郑叶、许大兴和陈路。郑叶原是技术员，现在是研究室里的秘书。许大兴是食堂厨师。陈路还是个小青年，去年才分配到这里。他们都很热情地欢迎方涛进去。只是小屋里四个床位加上行李，简直没有了立足之地。
拥挤的远不只是宿舍。宿舍只是一面小小的镜子。回京后方涛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人多了。那怕到街上理个发，也要等上大半天。看来，什么人员“下放”、机构“精简”，在那些权贵手里，不过是排拆异己的手段。一批批老工作人员刚刚被下放，那些新老权贵的老交情、新派友、家属、家属的亲戚、亲戚的家属……就纷纷从其它地方涌了进来。因此，当方涛这样的“下放”对象因工作需要等原因重新被召回来时，人口就明显地多起来了。
许大兴和郑叶的妻子也都在外地。成了家的无家者聚到一块，不免要扯扯这方面的问题。
方涛发现，无论是许师傅还是郑叶，都窝着一肚子火。
许师傅已经五十多岁，家在外省小镇。他搬到这间屋子还不到半年。原先，他和另一个家属在外地的食堂厨师住一间屋。但半年前，那个师傅将老伴的户口迁到了北京，那间屋子成了他家的团聚场所，好心的许师傅主动搬了出来。
有一次，方涛问他：
“许师傅，你这么大年岁了，怎么不学学那师傅的样，设法将家小的户口迁京呢？”
许师傅伸出两手十个指头，冷冷地反问道：
“你有这个吗？”
“怎么没有？”方涛伸出自己的手指。
许师傅哈哈笑起来：
“书生，我指的是钱！”
“钱？”
“对！这个数目的钱。”
“十元？”
“做梦！”
“一百？”
“天真！”
“一千？”
“嗯，这还差不多。当然，这还不算临时增加出来的费用。”
方涛惊呆了：一千元，这相当于许师傅两年多的工资哪！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但许师傅却又哈哈笑起来，边笑边说：
“你呀，真是个十足的书生。你不是搞什么调查研究工作的吗？怎么对世情一窍不通。你常去市场吗？知道老百姓是怎么买东西的？菜，挑最便宜的；布，挑削价处理的；就是买一盒火柴，也要掂掂硬币的分量。可是，买烟酒呢？什么好烟名酒一上柜台，马上就是几里长的队。大家拥着、挤着、骂着，唯恐买不到。是老百姓忽然之间钱多了起来，要吸好的、喝好的？当然不是。还不是为了送礼。如今小百姓想办点事，不送礼、不动钱，等于是白日作梦。而好烟名酒又算得了什么？那只能办点小事。这迁户口的事，一点子烟酒怎么行？我一个月四十来元工资，养家糊口都困难，能拿了去送权贵吗？”
许师傅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脸色涨得紫红，额上青筋暴突。方涛听说他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不宜冲动，急忙把话题引开。
但许师傅还是悻悻然不能平息，过了老半天，才淡淡一笑说：
“当然，也不都靠钱。各有各的神通，你看你们室里的那个新生力量。……”
许师傅指的是方涛室里那个新提拔的室长莫灵。不久前，莫灵依靠他的关系网，把老婆孩子从外地调了来。
郑叶原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农村技术员。当年，他怀着很大的抱负，告别妻儿来北京寻找施展才能的机会。但一连串的政治行动荒疏了他的业务，打破了他的梦想，留给他的只是与家人两地分居的日子。他的妻子是乡村女教师，结婚十多年了，身体一直不大好。有一阵，北京因缺少教师从外地调人。一些妻子在外地当教师而本人又有点门路的人，一个个把家小接来了。有些门路大的，即使妻子是做其它工作的，也象孙悟空般说变就变，一夜之间成了教师进了京。消息传到老实人郑叶耳朵里，他还将信将疑，四处打听是否真有其事。等到他弄明情况，老老实实给研究所的领导写申请、找路子时，接纳外来教员之风停刮了。
郑叶的希望迅速化为泡影。
郑叶提起这件事，就情绪低落。方涛也感到胸中郁闷，预感到家人迁京的希望是何等地渺茫。
柳霞还是不时地给他来信，但三言二语，不大提家庭和她个人的困难。她原来那一手清秀好字，已变得越来越粗大。从一个个歪歪钭钭的字体里，方涛感觉得到艰难的生活对她的折磨。
宿舍里，心情松快些的，唯有小陈。他还没有成家，女朋友在南方水乡的一个生产队里当会计。俩人的关系看来很不错，每星期，他都要寄走两封信，收到两封信。
这年春节，方涛本想让柳霞带孩子到北京来探亲。按规定，只要方涛不回去，柳霞的车票可以报销。但柳霞不同意。她说，她和孩子来了，母亲怎么办？她劝方涛还是回家休假，同时看看年老的母亲。
探亲对于方涛，已经不是什么愉快事。一想起那数不清的无力克服的烦恼事，他有时想，还不如待在外头，眼不见为净。小小的家庭里，唯一能为他解忧、给他欢欣、象磁石一样吸引他的，也就是他的孩子海亮。
海亮已经三岁了。方涛同事的孩子也正是这个年纪。星期天到同事家走走，总看到他们的孩子一个个穿戴得干干净净，伏在小桌上看书呵，画画呵，垒积木呵，神情专注。客人一到，父母一句话，马上又“叔叔、阿姨”叫着，端凳请客人坐，显得热情又礼貌。有时候，他们还争着给客人表演节目，朗诵呀，唱歌呀，跳舞呀，样样都行。看着同事们的孩子可爱的模样，他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海亮，恨不得一步跨回家，抱抱他、亲亲他，听他亲亲热热叫一声爹爹。他想，海亮也是那么聪明、伶俐，他一定不会比这些孩子差。……
但想不到这次回家，出现在方涛面前的海亮，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他的脸上、手上，全是泥桨斑。头发灰蒙蒙的简直象从面粉缸里爬出来的一样。一件蓝棉短大衣，上面沾满油腻。裤腿的两个膝盖处虽几经补缀，还是露着两个新磨破的窟窿。原来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也变得血红无光。
一年不见，可爱的小海亮已经变成了这么一副脏模样。
方涛的心凉了半截，问他：
“会写字吗？”
孩子摇摇头。
“认得字吧？”
孩子又摇摇头，带着迷茫的目光望着方涛，似乎对他的问题很感惊讶。
“会唱歌吗？”
“会！”这回孩子高兴了，马上“哗啦哗啦”喊起来。
这哪里是唱歌，简直是瞎嚷嚷。方涛烦躁地制住他，挥挥手让他走。
但孩子却对爸爸异乎寻常地亲热，缠着他不愿离开。
“爹爹，打弹子来哇？”
海亮凑到方涛跟前，小手伸进棉短大衣口袋，摸出两粒已经砸出了不少小棱角的红心玻璃球。
“不。”方涛冷冷回答。
海亮失望地把玻璃球放回衣袋，呆呆地想了一会，又从另一个衣袋里掏出一个木头疙瘩：
“爹爹，看手枪。我会玩打仗呢，玩打仗来哇？”
“不来！”方涛没好气地回答。
海亮又失望地把木头疙瘩塞进衣袋。他低头想了半天，两手吃力地撩起棉衣，用右手托住，抽出左手伸进裤子口袋，好久好久，又摸出了一叠沾满泥尘的纸折牌片。他将牌片在手里一张张来回捏着，偷偷观察着方涛，过了好一会，才又鼓起勇气说：
“爹爹，地上刮牌片来哇？我会刮牌片。”
“不来！”方涛的回答里已经含有恼怒，“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学，尽知道玩！”
海亮傻呆了，委屈地把纸牌塞进棉衣口袋，两颗又圆又大的泪珠，在眼边滚落下来。
天知道方涛当时的心肠怎么会那样硬。他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他仿佛忘记了海亮的存在，眼前浮现出他在同事家中看到的一个个清洁、能干的孩子。
“爹爹！”少亮带点沙哑的声音又唤醒了方涛。
孩子眼睫上的泪珠已经滚落，嘴唇边慢慢出现一丝天真的笑容。
“爹爹，”孩子说，“我会折牌片呢，我会折牌片呢。”
“嗯。”孩子的天真使方涛的怒气消去了一些，他的声音也放轻柔了些。
孩子受到了鼓励。他快步跑到写字桌那边，踮起脚尖，拿起一个本子，“哗啦”撕下一页来，又快步跑回来说：
“爹爹，我折牌片给你看。”
方涛夺过他撕下的纸，一看，正是他刚刚买来的一个记事本的首页。他不禁怒从心起，伸手在孩子的手背上打了一下。
孩子“哇哇”大哭起来。柳霞闻声过来，抱起孩子，拍着、哄着、盘问着，听完了孩子的哭诉，眼睫上也闪出了几滴泪珠。
“你呀–”她转向方涛，低声埋怨说，“你真是个铁心人。孩子多爱你，一年多不见，恨不得把学的东西都告诉你。可你，……就那么心疼那么张纸？”
“学会什么了？歌不会唱，字不会写，尽学这些？”
“你，你以为这里是大城市？是机关？是幼儿园？”柳霞的声音提高了一些，显然有些不高兴。但她很快收住话，轻轻叹口气，在小屋里走了两圈，才又低声说，“要怪，也该怪我。我没有教育好孩子，是我的责任。你要说，就说我；要骂，就骂我。孩子有什么责任？犯不着对他生这么大气。”
柳霞说着说着，泪珠儿也掉了下来。方涛只感到胸中闷闷的，好象心头压着一块大石头。 “这也怨不得柳霞，”母亲在一旁说，“她一个病弱身子，白天累得半死，回来，又要种自留地，又要洗衣、打水、缝补……，那么多家务，哪顾得上教孩子这个那个？说到头，其实是我的错。孩子小，脚头不硬，我担心他到后河边乱跑，就老哄着他在屋里玩这些。你知道，那后河本来说要挖宽一倍，但挖了一半，上头又改变了主意，停止不挖了。现在，河岸高低不平，土又松，河面上的洗衣石板也在一点点向外倾钭，真不敢放孩子去。我手脚不灵了，整天就想着怎么哄住孩子别往外闯，哪顾得上他念书学写字呵。再说，我是个斗大的字不识半升的老人，也教不了啊。”
方涛知道错怪了孩子，伤了柳霞和妈妈的心。他懊恢莫及，默默地从柳霞手中接过孩子，紧紧搂着他。
孩子还是不停地哭，哭声象利箭直插方涛的心。
“亮亮，别哭，别哭！爹爹不打你了，再不打你了。……来，听话，让爹爹亲亲你。”
孩子果真乖乖地把小脸蛋贴向方涛。他的身子仍在微微抖动，但看得出来，他是在竭力制止抽泣。
过了半天，孩子睡着了。屋里静悄悄的，只听得门外传来断断续续的锯木声。
母亲告诉方涛，那是隔壁朱洪队长家的大儿子在家里锯盖房用的木板。谁也弄不清他家哪来的神通，一般人做梦也梦不到的好砖好瓦好木材，堆满了他家屋前屋后。他大儿子与柳霞一样，是高中毕业生，但是，当年他进了县里举办的教师训练班，目前在公社中心小学当教员。自从他家准备盖新房后，就常常泡病假在家里干活。
朱洪和方涛家是合墙邻居，因此，母亲担心地跟方涛说：
“他家的旧房子一拆，我们的破屋失去依傍，就更不结实了。”
一切都是老样子，方涛一回到家，睁眼就是烦恼、烦恼……
这次回家探亲，方涛能够记得的唯一一件高兴事，也就是全家出动看电影了。
那是一个北风料峭的夜晚，县里的流动放映队在谢家村放映电影“闪闪的红星”。方涛已经在北京看过，本不想去。但柳霞说：“你从来没有陪我看过一场电影，还不陪孩子看一场？你在外头看电影容易，可这里，一年半载也不一定有一场呵。”母亲也说：“你不在家，就是有电影，我和柳霞身体不好，也不一定带孩子去。这次你也在家，真是个难逢的好机会。”海亮则抱着方涛的大腿，甜甜地一声声叫着“爹爹”，一定要方涛带他去。当方涛终于答应时，孩子是多么高兴呵！他连声叫着“好爹爹”，催促全家上路。他象一只欢乐的小免子，跳着、蹦着，坚持在前面带路，不让大人抱他。河岸的小路坎坷不平，他一脚踏空，摔倒了。柳霞急忙抱起他，海亮却挣扎着，坚持要自己走。他连声说：“不疼，不疼，别抱我，我自己走，我认得路，我要给爹爹带路。”
一家人赶到谢家村时，电影已经开场。黑压压的人群，哪里挤得进去。方涛和柳霞轮流举着海亮，让他断断续续看上些镜头。但孩子还是那么兴奋，那么全神贯注，眼睛睁得圆圆的，半天也不眨一眨。回家的路上，他还唠唠叨叨向家人讲述电影里小主人公杀坏人的故事。到了家，方涛和柳霞才发现，孩子的左腿上有不少血斑，他早在去谢家村的路上就摔伤了。孩子忙于给爸爸带路，竟一声也没有吭。方涛和柳霞抚摸着孩子的伤口，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但孩子仍不叫一声疼，去屋角拿了根竹竿当作红缨枪，“冲呀！杀呀！”欢叫着，满屋里穿来穿去。
“呵！孩子，你依然是那么可爱……”方涛的眼睛模糊了。
第四章
为了孩子，为了柳霞和母亲，方涛打算回京后找有关领导直接谈谈，请求他们帮助解决他和家属的两地分居问题。
但一回到单位，方涛看到，同屋郑叶的情况比他严重得多。郑叶的那位乡村女教师得了精神分裂症。
郑叶的妻子身体一直不大好。在这读书无用的岁月，当教师可不容易。而郑叶的妻子偏又是个工作责任心很强的教师，一心想把孩子们教好。每天放学后，她都要留在学校里给孩子们细心批改作业。一天，她改作文本直到晚上，一个人摸黑回家，半路上遇到两个二流子拦路耍流氓。她受不了这么大的剌激，病倒了。
郑叶因为年初孩子生病提前探过亲，接到妻子得病的消息，只得又自费回去。一星期后，他又自费将妻子和孩子带到了北京。但是，那时候，在北京没有户口的人，住下去谈何容易。病人，医院不收。孩子，幼儿园不接纳。想买点猪肉、鸡蛋、豆腐给妻子、孩子添点营养，没有购货本。郑叶无法可想，把病人、孩子托给同事照管，到处到有关官员反映困难，请求他们设法将他的家人调来北京。但是，他每次回来时都脸色阴沉。他对方涛说，接待他的人非但不帮他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大发议论，要他不要老是考虑个人的小事，应把精力放到学习无产阶级理论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上。
郑叶垂头丧气，在同事们的帮助、接济下，勉强熬过了半个来月，从研究所医务室买了些药，又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去了。
郑叶这一走，两个月也没有回来。听说，在老家，一些好心人告诉他，有个在他家乡插队的青年，是北京一个颇有神通的大官的儿子。病急乱投医。郑叶动用了工作以来的全部积蓄，备了不少名烟、好酒、土特产，一头扎进了这个青年的住处。但不久就发现，这个所谓的大官的儿子原来是冒牌货。财、望两空，研究所里又连续发电报催促他回来参加政治运动，他不得不灰溜溜地回来了。郑叶什么困难也没有解决，反而背上了超假不归和走后门谋私利的恶名声，成了大反资产阶级法权运动中的一个批判对象。
从此，郑叶的脸色更阴沉了，话更少了。一些好心的同志问问他妻子的病况，他总是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问这干什么？我对她有何用？她与我又有什么相干？我早把她忘了，忘了！”而晚上，不过十二点他决不回宿舍睡觉。
宿舍里睡不着觉的，又岂止郑叶一人。方涛总是眼巴巴地躺在床上直到郑叶回来。柳霞来信很少，写的话也不多，但母亲却开始不时地偷偷托人来信，诉说家里的种种困难。方涛已经神经衰弱，几乎夜夜失眠。许师傅睡着了，但他吃过安眠药。可能是药物的功劳，他睡得很香，那呼噜，就象是开水壶一阵阵响。这单调的、拢人耳膜的声音，也够一个神经衰弱者受用的了。方涛曾听人说，打呼噜的，你推推他，他翻翻身，就有停止的可能。但他怎么忍心？好心的许师傅，对单位里的单身汉，总怀有特殊的同情。星期天，有些食堂师傅值班，总是一式的剩馒头、剩米饭，外加前几顿剩菜煮的大杂烩。但许师傅值班，总要给单身汉们炒点新鲜菜。知道单身汉没有购货本，买不到鸡蛋，有时还特意为他们煎几个金黄金黄的荷包蛋。逢年过节，为了让单身汉们吃顿饺子，他可以忙忙碌碌干上一整天。还是让许师傅好好睡一觉吧！方涛知道，近来，许师傅的血压又升高了。而明天早晨四点，他就要上班。
小陈本来倒是个落枕就能睡着的人，但近来，他也翻来复去、长吁短叹，不能安睡了。是小伙子为单身汉们抱不平吗？不错，单是为了郑叶的事，他就不知生了几回气。但是，他瘦了，眼睛也陷下去了。他的心事，看来比仅仅为老郑等的事生气大得多。
未久，真相终於大白：小陈和他在家乡的女朋友小兰中断了恋爱关系。
起因在小陈。他写信给小兰，不希望在将来与她过两地分居的日子。
消息传遍了机关。大家议论纷纷，都为小陈的举动感到迷惑不解：一个象小陈这样有朝气、讲义气的年青人，怎么能做出这样轻率的决定？有人甚至把此事作为大学毕业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的例子，在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会上进行不指名批判。 方涛他们几个和小陈相好的同志，私下里常劝小陈，不要因为两地分居的一些困难而断绝一位姑娘纯真的爱情。但他们的劝告，只是惹出了他满腹的牢骚。
“就一些困难？”小陈冷冷一笑，说，“你们都有切身体会，请告诉我，这一些困难究竟有多大？多小？象我们这样无权、无势、无钱的人，又有什么办法去解决？”
小陈越说越激动，声音一下提高了：
“说什么我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屁！老实告诉他们，我确实不是什么高大、完美的样板，不过，比起一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还是要略略多一点人性。我不遗弃小兰，不，我主要为的她。我不敢说为她的幸福，但起码是为了她将来不遭受那些莫明其妙的苦难。我不是喜新厌旧。不！我向你们保证：在小兰找到意中人之前，我决不会去找别的人，死也不会！”
方涛他们的劝说以彻底失败告终。要解决小陈的思想问题，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
方涛本人也很快落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母亲来信说，朱洪家年前就要盖新房，他们要方涛家同时拆房，一是想平分合墙砖木，二是想乘机逼方涛家往西搬一搬，让给他们几公尺地。可方涛家那有钱盖房呢？纠纷已经闹大。朱洪的二儿子阿二的老婆三天二头寻衅，阿二甚至扬言要动手推房。母亲因此让方涛千万年前赶回去。方涛虽然不相信朱阿二真会光天化日下蛮干，但也很担心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小屋可能经受不起邻屋的拆建。
方涛不得不在年前赶了回去。
生活，看起来总是那么纷幻无穷。即使在最阴暗的日子里，也常常会有星星点点快乐的火花在你的眼前闪烁。
本来，方涛是怀着非常郁闷的心绪回去的，但一到家里，首先碰上的竟是愉快事。
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她告诉方涛，柳霞在公社中心小学代课，还没有回来。
“代课？怎么她没有来信告诉过我？”
“柳霞说，不告诉你，让你回来能有个惊喜。她已经教了三个月书了。”
原来，隔壁朱洪家的大儿子为准备盖房，这半年干脆请了长病假。而前一段学校又稍稍重视了一点教育，遂聘请柳霞任代课教员。
海亮正在外头撒野。孩子大了，母亲已很难看住他。方涛看看屋里，门背后，窗棂上，都歪歪扭扭写着不少粉笔字：爹爹、妈妈、奶奶、上海、北京……毫无疑问，是海亮的作品。方涛随手拿起钭放在饭桌上的一个练习本，一看，封面上用铅笔写着两个又粗又大的字：海亮。那重重的笔迹，把封面双层纸也印下了条条小沟。打开第一页，是一首手抄的小诗：
天上星，亮晶晶，
我站村后望北京，
北京有座大楼房，
爹住楼里想亮亮！
字迹比门上、窗上的粉笔字要工整得多，看来是新近写的，只是最后那个大惊叹号，歪歪地快平躺了，一定是写累了的缘故。
这一笔一划拼成的方块字，凝聚着一个农村孩子多大的决心和毅力！
方涛正在细心欣赏，海亮从门外进来了。他的外貌还是不佳：头发灰蒙蒙的，衣服上沾着泥斑，膝盖上又是两个磨破不久的窟窿。他是奶奶叫回来的。奶奶已告诉他爹爹回来了。但他一见到方涛，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偷偷瞥了一眼两只不大干净的小手，站在门边怯生生不敢进来。他一定还想着去年方涛打他的情景呢！方涛心头一热，大步跑过去，一把抱起他，亲着他的小脸蛋连声说：
“孩子，好孩子！”……
柳霞天黑才回来。方涛以为她是给孩子们改作业误了钟点，联想起郑叶爱人的不幸遭遇，劝她以后宁可把作业本带回家来改，也不要摸黑走路。但柳霞苦笑着告诉他，就是没有作业本要改也回不来。校方有规定，为了限止“资产阶级法权”，教员不允许在贫、下中农收工以前离校。
柳霞解释着，水也不喝一口，拿起扁担、长绳就往外走。
“哪去？”方涛问。
“挑柴。生产队今天下午分了棉秸。我回来时，远远望见地头留着两堆柴，恐怕是我家的。”
“分柴？怎么也没有人给捎来家？也不通知一声？”
“哟！好大的口气。”柳霞笑笑，“你是什么官？要人伺候啊？”
“那，我去。”
“你不知道在哪儿。”
“那，一块去，我带上手电。”
门外，朦朦胧胧还有些亮光。过了桥头，果然能望见河东地头似乎堆着两堆柴。两人快步过去，拿手电一照，正是棉秸，上面贴着一张小纸条，写着柳霞的名字和棉桔数量。
柳霞把小纸撕下，放进口袋，熟练地用长绳把棉秸捆成两大捆，轻轻插上扁担。
“霞，我来。”
“不用。你长年坐办公室，一下挑这么多，不习惯的。”
“那你，你不太累么？”
“累？傻。你不在家，我还不一样干？”柳霞顿了顿，继续说，“有你在旁边，我就满足了——心满意足！”
柳霞说着就蹲下身，肩贴扁担一顶，把棉秸挑上了肩。
“我就空着手跟你走啊？”
“给你个任务，给我照路！”
方涛赶紧打开手电，紧随在柳霞身后执行任务。
小河在旁边静静地流着，寂静的田野里，只听得柳霞清脆的声音在响：
“傻，照路上，别照我的脚。”
“傻，一下子又照这么远，我是千里眼哟？”
“好！涛哥，完全合适，这回可以给你打百分。”
“注意，又偏了。”
“咦，手电光干吗老晃？傻，你不专心打手电，老看着我干吗？”……
柳霞的话可真多呵，她不停地指挥着方涛，温柔、亲切、有时带着甜甜的责备。小星点点。月儿象一弯银钩挂在西天。扁担在淡淡的月色星光下一闪一闪，两捆棉秸也在扁担两边有节奏地上下颠簸。柳霞微微仰着脸，小跑步般不停往前赶，任晚风轻轻地掀动着耳边的散发。脚踩在高低不平的河岸上，如履平地。……
“呵，亲爱的霞，今夜的你是那么精神、那么快乐、那么活泼，而唯一的原因，就是有我在后面给你打手电。……”方涛默默地想着，眼睛模糊了。
深夜，临睡之前，柳霞忽然走到方涛身边，调皮地一笑，说：
“等着，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她象小鸟一般飞跑到衣箱前，掏出钥匙，打开箱子，用脑袋顶着箱盖，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小小的包裹。
她走到床边，把包裹放在床上。包在外面的是一条她结婚时用的花头巾。打开头巾，还包有一层纸。柳霞瞥了方涛一眼，甜甜笑着，背过脸，用身子挡住方涛的视线，迅速打开纸，又猛地回过身，说声“看！”，把一件天蓝色的毛衣捧到方涛眼前。
“毛衣！又给我织了一件？霞，你真好。”方涛高兴地说。
柳霞打开毛衣，双手执平贴到方涛胸前，深情地说：
“涛哥，这是我给你的，第一次，有生以来第一次！”
“霞，说什么傻话。我身上的毛衣、毛背心，那一件不是你织的、你给的？”
“不，这一件跟过去的不一样。这是真正的、完完全全我送给你的毛衣！”
柳霞告诉方涛，这是她第一次拿到代课工资后买了毛线给方涛织的。过去，毛衣虽是她织的，但毛线都是方涛寄回的钱买的。她虽然也挣工分，但最多抵点口粮钱。而今天，她也拿到工资、拿到现金了！她也可以用自己挣的钱买礼物送给方涛了！
柳霞的脸红红地象天边的朝霞，她激动得说话时也有点微微喘气。
“涛哥，快穿着试试，看合身不？”柳霞说着亲自帮方涛把毛衣套上身。
毫无疑问，完全合适。
柳霞笑着，久久傻笑着。
方涛心里又高兴又酸酸地不太好受，他紧紧地搂住柳霞，用他整个的身心。
“霞，谢谢你。可你得答应我，以后，在钱上面，再不许分你我。”
柳霞没有说话，但冲着方涛微微一笑，把脸埋在方涛的胸怀里。
柳霞笑得多美！那羞怯的、深情的一笑，仿佛把小屋都照亮了。方涛的心暖暖的。他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到柳霞时，柳霞望见蛋糕时露出的羞怯的、天真的一笑。
“呵，我的霞，你依然是那样可爱，你还是我多年前看到的那个小姑娘。”方涛喃喃自语着，眼睛里滚出一颗又一颗晶莹的泪珠。他不知道这是由于激动、兴奋，还是由于辛
酸？……
第五章
绚丽的火花稍纵即逝。第二天早上，迎接方涛的即是一场惹人恼火的吵闹。
方涛正在吃早饭，门外忽然象砸开了锅一样吵杂。在“噼噼啪啪”的竹木倒地声中，暴发出一个女人尖利的叫骂声。这是隔壁朱阿二妻子的声音。原来，方涛家又“得罪”了她家。早晨，方涛的母亲在屋门前搭架子晒被褥，一根横竹竿子伸到了阿二家的地界内。这还了得！阿二妻一下子冲出来把架子、竹竿、被褥掀翻地上。方涛母亲跑去阻拦，也被她推倒在地。阿二妻仍怒气难消，随之又杀气腾腾朝方涛家门口冲过来了，一边跑一边喊叫：
“好欺侮人哪！男的一回来，就神气活现啦？占着人家的墙不算，还要霸人家的地皮？什么臭知识分子、臭娘儿，我可不怕你们！”
“有话好好说，别这样不讲道理。”方涛走出门，压住火对她说。
“什么？我不讲道理？放屁！是你们装穷霸墙，还是我不讲道理？仗着从大城市来，想欺侮我贫下中农妇女？真正的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
其实，阿二妻老家的家庭成份既非贫农，亦非下中农，父母是无业游民。她不是本地人，十来年前，由于在家乡行为不检点混不下去，才跟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盲流来到这里。凭着她有几分姿色，终于被贫农朱洪的二儿子选中。夫贵则妻荣。这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更不会例外。阿二妻因此身价百倍，成了响当当的贫、下中农“革命派”。
有了响当当的身份岂可没有响当当的神态？你看她，一排龇咧着的黄牙、乱蓬蓬的长发、伸过头顶的利爪般的双手，加上那腾身扑过来的姿势，是多么威武吓人。随着她的脚步，团团泥尘卷上半空。方涛真有点怀疑，这是不是从什么古穴中钻出来的不祥之鸟。但事实当然不是。你听，她左一个“资产阶级”，右一个“臭知识分子”，吐出的又分明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中国大地上最时髦的语汇。
方涛岂敢与她纠缠，不住地往旁边闪让。谢天谢地，她似乎对方涛的表现已感到满意，不再理会方涛，从方涛的一侧一冲而过，继续往屋里闯去，口里仍喊叫着：
“滚出来！滚出来！靠男人挡架，挡得过去？”
方涛明白，她是在找柳霞。她以为方涛昨天才回来，今天柳霞一定会请假在家。清早，方涛倒也曾劝柳霞托人给学校请一天假。但柳霞说：“代课教师让人代课，象话吗？”故在一小时前就去学校了。
阿二妻形势估计错误，扑了个空。她悻悻然往屋里吐了一口痰，慢慢退出来：
“哼！想躲，看你能躲到那一天。要不顺老娘的心，有你好看的。”
方涛强忍怒火，注视着这个柳霞多年来不得不与之朝夕相处的邻居，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还算好，女将只是孤军奋战。不仅朱阿大夫妇躲得远远的，就是外号“剌头”的朱阿二，也挺沉得住气，老婆那样声嘶力竭喊冤，他却不露一面。
朱阿二是个“实干家”，到拆房子那天，才大大地露了身手。你看他，不偏不倚，就蹲在正对着两家合墙的屋面上。嘴里，叨着一支过滤嘴香烟；两边耳根上，还各夹着一支。油光光的头发，在北风里纹丝不动。朱阿大他们在忙着拆砖搬瓦，他却蹲在那里悠悠然闭目养神。但是，他决不是偷懒。等到自家屋面上的瓦片搬光后，他马上卷起袖子，抡起板斧，大拆起栓子、横梁来。那“乒乒乓乓”的捶打，震得方涛家屋面上的泥屑、碎瓦片“悉悉索索”直往下掉。但他仍感不够劲，蹲在那里思索了一会，又猛吸了几口烟，突然放下斧子，伸手把靠着方涛家屋面的一根栓子猛力往上掀去。只听得“哗啦”一声，方涛家屋面上的几张瓦片飞腾而下，带出一股烟尘。朱阿二慢悠悠地微抬起头，欣赏着张张飘下的瓦片，把脸一偏，嘲讽地看着方涛，那神态似乎在说：“你不是从大城市来的大知识分子吗？回来了又怎么样？
一个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谁怕你？”
是的，他这时的架式，完全是一个大无畏的英雄。
方涛很想找他的爸爸朱洪队长评评理，但见不到他的影子。听说，他到外地参观去了。他是个大忙人，一年到头，总是在外边开会呵，学“理论”呵，取“革命”经呵，自我介绍吹嘘呵，……马不停蹄。要见到他不比见一个县官容易。
其实，即使找到了朱洪又怎么样呢？有其父才有其子。朱阿二夫妇若不是仗着他的权势，哪里敢这样放肆！
吵杂的一天终于过去了。晚上，方涛一家人吃过晚饭，早早关上门，以求得暂时的清净。 但门外很快响起了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震耳。
“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是谁呀？”方涛问。
“是我，代理队长。”声音颇为威严。
是朱阿二。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公事。”
方涛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门。
朱阿二走进屋里，皮笑肉不笑地向方涛点了点头，自己找了个凳子坐下。
“什么事？快说吧。”方涛说。
朱阿二看了看正在灶前洗碗的柳霞，说：
“今天我代表公社上级来，是为柳霞代课工资的事。”
“我的工资？”柳霞惊讶地回过头来说，“学校里不是已经发给我了吗？一月三十元。” 朱阿二泠泠一笑，说：
“一月三十元，想得倒美。拿着不觉得扎手？”
“你这话什么意思？”方涛问。
“什么意思？大有意思！”朱阿二清了清喉咙，说，“你俩都是知识分子，最近一定学过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吧。学是为了用！为了坚决限止资产阶级法权，生产队作出规定：本队社员到学校代课所得工资，一律收回作为生产队收入。生产队给代课的人另记工分。柳霞是妇女，按生产队标准一天记八分工，去除星期天，一月二十六天，计二十个整工另八分。生产队分红每个工三角，柳霞可得六元二角四分。已经多领走的，限定三天内交回；不能交回的，生产队划入私人借款，至时另收利息。”
朱阿二说得飞快，但字字清楚，计算也颇为精确，显然是一篇经过充分准备的檄文。
柳霞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听得“啪”地一声，她手里的洗碗布掉倒了地上。方涛的母亲正在里屋哄孩子睡觉，也闻言吃惊地跑了出来。
“你们这种做法有法律根据吗？”方涛问。
“根据？”朱阿二泠泠一笑，“限止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根据。老实告诉你们吧，这也不只是我们生产队的做法，全公社都一样！”
“那……”方涛的母亲呐呐地问，“那你家那位病哥哥的工资呢？”
“他是正式教员，病假不超过期限工资当然照发，生产队管不着。再说你儿子的工资，我们现在不是也没有扣吗？”
朱阿二说完，再不容方涛家人分辩，站起身，拔脚就走。
柳霞腿一软，跌坐到旁边的一只小桌椅上。桌椅“嗄吱”一声向后倾去，方涛慌忙走过去，把小桌椅和柳霞一块扶住。
“涛哥——”柳霞无力地倒在方涛的身上，“涛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呵？拿走了钱，还给一顶资产阶级帽子。我拿的代课工资是资产阶级法权？天哪！我是资产阶级？”
方涛什么也没有说。他能说什么呢？在朱阿二夫妻一类人自封为“响当当”的革命阶级的时候，柳霞被指为资产阶级受到盘剥，又有什么奇怪呢？方涛也很清楚，柳霞是聪明人，他懂得的，柳霞一定也懂得。
一阵长久的沉默。突然，柳霞翻起方涛的上衣襟，里面，正是她送给方涛的那件蓝色毛衣。柳霞紧紧抓着毛衣，手指颤抖着，眼睛里，泪水象雨珠沿着两颊“涮涮涮”往下掉。……
方涛家七拼八凑筹措了一笔钱，将合墙的另一半用高价从朱洪家买了下来，日子才算稍稍安生了一些。
但破屋越来越不经风雨了。晚上，西北风“哗哗”嘶叫着从砖瓦缝里往屋里钻，寒冷剌。海亮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未久就冻病了。起先高烧近四十度，随后又低烧不退，脸瘦
得似乎只存下了两只又大又圆的眼睛。母亲也是三天两头感冒，脸色腊黄。柳霞忙忙碌碌，一天到晚没有空闲的时候，人变得又黑又瘦，眼稍出现了一条条细密的皱纹。
方涛清醒起意识到，这个家庭已经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特别是海亮的状况，最让方涛虑心忡忡。按说，孩子已经不算小了，他的教育也该提上日程。虽然倔强的孩子这两年很用功，看了不少小人书，认了不少字，但与城里的同龄孩子比起来，毕竟差了一截子。而且，方涛一走，柳霞和母亲两人一个没有时间照管他，一个没有精力照管他，任孩子拖着病弱的身子屋里屋外乱闯，也实在叫人放心不下。
方涛思来想去，感到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回北京时把海亮带走。
他讲了自己的打算。柳霞和母亲虽然舍不得孩子离开，但也不表示反对。孩子听说后更是欢天喜地，天天晚上缠着方涛打听北京的样子，又大又圆的眼睛闪闪发亮，显得分外活泼、精神。
但方涛却很快又动摇起来。愈近回京日期，动摇就愈厉害：一个在北京没有户口的孩子，如何生存呢？就算有同事的接济，方涛是一个有工作的人，又如何带孩子呢？再说，他有带孩子的能力、经验和耐心吗？想起同屋郑叶妻子和孩子在北京时的狼狈处景，方涛的心就寒了。
方涛的犹豫未久就在神色和言行中表露了出来。
柳霞第一个摸到了方涛的心事。起先，她只是悄悄地叹息，几天后，终于主动开口说：
“算了，这次别带孩子去了。你是有工作的人，勉强带了去，也很难应乎。”
她停了停，补充说：
“再说，你从未带过孩子，毛手毛脚的，我也不放心。”
母亲也说：
“让孩子留在家里吧。我年岁是大了些，但也不是老得什么都不能干了。再说，孩子也懂些事了，在家有时也能帮着做点事呢。”
母亲说的是实话。海亮虽然小，但扫地、喂鸡喂鸭，都能帮着干。特别是喂鸡鸭，他还真有些着迷。他听妈妈说爹爹在北京很难吃到蛋，一心要把家里的鸡鸭喂好，说要让爹爹回来吃大鸡蛋、大鸭蛋。他的办法也真不少，草丛里挖蚯蚓呀，河边用竹篮子捞小鱼呀，把鸡鸭一只只养得肥肥的。方涛这次回来吃的蛋，主要就是海亮的劳动成果呢。每天，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鸭棚里找蛋。他总是一手抓着一个又大又白的鸭蛋，欢腾着给方涛看。
就这样，在离家的前一天，方涛决定还是把海亮留在家里。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次和海亮的离别。
整整一个上午，孩子总跟随着方涛进进出出，看方涛收拾东西、整理行装。他不说话，但目光愈来愈显得迷惘。他肯定在想：爹爹怎么尽顾自己啊？怎么不给亮亮洗洗脸，戴上小鸭舌帽，换件新衣服，穿上妈妈一星期前给做的小布鞋啊？其实，前一天方涛已经告诉过他这次不带他走了。但他不相信，总是笑嘻嘻地说：“爹爹说过带我去的，爹爹一定会带我去的。”但现在，他似乎已隐隐约约感觉到，爹爹这回真的不带他走了。
终于，吃过午饭，奶奶开口跟他说：
“亮亮，爹爹要上北京了，跟爹爹说声再会吧。”
“不，”孩子却执拗地说，“我要跟爹爹上北京去。”
方涛摇摇头，表示不能带他去。
孩子坚持着，眼泪汪汪，也不敢哭，只是拉着方涛的行李带，一遍遍重复着自己的愿望。
但是，方涛终究没有答应孩子。
柳霞也在一旁劝孩子：
“听话，亮亮。爹爹有工作，不好带你去。”
奶奶也劝他：
“这次别去了。以后，和奶奶妈妈一块跟爹爹去北京，更快活。”
方涛也说：
“明年，我带你去北京。”
其实，这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明年，方涛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但这句话却起了作用，海亮终于一点点放开了抓行李带的手。
“好孩子，听话。别缠爹爹了，嗯？”奶奶顺势说。
海亮想了半天，低低地回答了一声“噢”，乖乖地转过身，向门外走去。
这时，方涛多么希望母亲能跟孩子说一声，象以往几次那样说一声：“亮亮，等会再出去玩吧，先送爹爹一阵。”
但她没有说，这一回竟没有说。
方涛也没有叫住他，不知为什么，连“再会”也没有跟孩子说一声。
孩子出门了，走远了，突然，方涛心头一沉，感到怅然若失……
第六章
方涛回到单位，惊悉许师傅已经去世。一星期前，许师傅不知是劳累过度还是心情过于冲动，心脏病突发不起。多好的一位老人，竟如此迅速地结束了一生，终未能合家团聚。 填补许师傅床位的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新分配来的食堂炊事员，所里一个职工的儿子。他在北京已有女朋友，正等着找到房子结婚。方涛他们的宿舍，实际上也是他的觊觎目标之一。所以，小伙子虽说也是单身，与方涛他们并无多少共同语言。宿舍里的气氛明显地比过去沉闷了。
郑叶的乡村女教师身体仍未复原，经常给郑叶写来一些催人泪下的长信，使得郑叶寝食不安。小陈现在一封信也没有。他白天黑夜都泡在外头，宿舍只是他不得已才回来合眼的地方。
方涛的爱人柳霞也不象过去那样冷静了，一封封信详细地叙述着家里的困难：小屋越来越不结实了，稍刮点风就摇晃。母亲感冒不断，心口老感发慌，走几步路都要喘气。柳霞自己腰疼、头晕。海亮还是低烧不退，查不清原因，柳霞也没有时间、精力和钱带他去城里的医院检查，只能从公社医务站拿点退烧药对付着。
一切都叫人挂心呵。
知道家里这个样子，方涛吃不下睡不好，健康情况也大不如从前了。他总是感到精神恍惚，担心着家里可能会出事。他盼望着柳霞能经常给他来信，但又害怕她的每一封来信。每当他拆阅柳霞来信的时候，他的手总是微微颤抖,嘴里一遍遍祈愿着“万事顺利”。
七月，柳霞来了一封长信。她告诉方涛：海亮还是有低烧，但孩子也不顾身体，天天到后河洗衣石板上捞小虾小鱼喂鸡鸭，叨念着让爹爹回来吃大鲜蛋，带他上北京。母亲神志似已有些麻木，常常呆呆地坐着象木头人，管不了孩子。柳霞心力交瘁，仍强撑着天天下地。“涛哥，这日子可怎么过呵？”长信的结尾出现了这样无力的叹息。
方涛无法回答，他没有给柳霞写回信。
这以后，方涛差不多一个半月没有接到家里来信。
“柳霞，你生我的气了吗？”方涛在心里嘀咕着。
但突然，九月初，方涛接到一封字迹陌生的家乡来信。他急忙拆开，一慌，把信纸也撕破了。拼好信纸，上面只有一行字：
“方涛，望速返回。”
信的落款是柳妈。
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方涛的心头。是和朱阿二家又闹纠纷了吗？是房屋倒塌了吗？是妈妈病倒了吗？是柳霞身体拖垮了吗？是海亮终天查出什么大病了吗？方涛心神不宁，眼皮跳动不止，设想着家里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乃至不幸。
天哪！他怎么能够想到，他又怎么能够相信，这不幸竟远远超出了他所有的设想：
海亮去世了，他心爱的亮亮溺水去世了！
当方涛回到家里，他的天真、活泼、可爱的孩子，已经化为灰烬，无声地安息在房间小桌上一个小小的骨灰盒子里。……
八月二十九日，一个初秋的下午，四点来钟。方涛的母亲象往常一样，淘米、切菜，准备做晚饭。海亮见奶奶忙得不可开交，独个儿在门口玩了阵，又去后河洗衣石板上捞鱼虾去了。孩子就这么走了。母亲糊里糊涂以为他还在门口。她把米下了锅，点起火，坐在灶边望着火苗呆呆出神。突然，外面响起一位过路木匠的惊叫声：“谁家孩子落水了！”方涛的母亲一听，发疯似地奔出去。木匠和闻声赶来的人把落水的孩子——海亮从河中救起。孩子已经昏迷，河水已经呛坏了他的肺脏，他口流血沫，再已没有醒来。……
海亮究竟是怎么落水的？据当时在离河不远干活的人说，出事前曾有一只汽油船驶过。河小船重，一定是河水涌上了石板，将体弱有病的孩子卷入了河中。汽油船“哒哒哒”响着驶走了，却留下孩子在河水中挣扎。……
方涛不忍心去弄清楚这些细节。他甚至不敢打听那几天母亲和柳霞的境况。她们曾多少回哭昏过去，又多少回在昏迷中哭醒，又有谁能够记得清楚？当他回家的时候，她俩的眼泪已经哭干，那两双简直难以分辨的干枯的、青黑色的眼珠深陷着，仿佛已失去了生命。
就是柳妈也哭肿了眼睛。她破例在方涛家住了一个多星期。
柳妈没有给方涛发电报。她说，城里车辆多，怕方涛精神上过于紧张出事。她也不希望方涛立即返回，不想让方涛看到母亲和爱人哭天怆地的凄惨情景。方涛因此也未能与海亮的遗体告别。这一点，柳妈提起来虽感到负疚，但并不懊恢。她对方涛说：“我不能让你一下子受那么多剌激。你是一家人的主心骨，你再出了事，这一家子怎么过？”
多亏柳妈和几位热心乡亲的帮助，在她们的全心劝慰和护理下，柳霞和方涛的母亲已初步经受住了这突如其来的残酷命运的打击。当方涛回家，她俩都已从床上爬起来。柳霞已重新扛起锄头下地。她说：“和村里人一块劳动，心情要好受一些。”方涛母亲的情况要差一些。
她是悲痛和自责交加，在精神的重负下整天佝偻着身子，颤颤巍巍，随时都象要摔倒。
海亮遇难三星期，按当地习俗，谓“三七”，是死者的一个重要祭日。
方涛的母亲早早就起来了。她没有话，一句话也没有。她只是来来回回忙碌着，显得分外干练、利索。吃过早饭，她就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叠专买的银灰色锡箔，折了满满一簸箕“元宝”。她一个人烧了饭，炒了鸡蛋，煮了小汤圆，又用方涛两天前从小镇上买回的粉丝做了一大碗汤。她的两臂也显得有了力气，独自一个把放着海亮骨灰盒的红漆小桌搬到北壁正中。她小心地把汤圆、鸡蛋、粉丝一样样端上红漆小桌。然后，从碗柜里面拿出海亮活着时用的一个小小的花边铁皮碗、一双小小的红筷，来到灶前，揭开锅盖，从大米、麦片饭里挖出一勺雪花白米，轻轻装进铁皮碗，转过身，恭恭敬敬把饭碗和筷子放到桌子的最前面。她做完这一切，从灶头油盐柜里取出蜡烛、长香，一枝枝小心翼翼燃上，靠桌子的右边放着。最后，她又把“元宝”点着。那熊熊的火焰，映照着她刀刻似的皱纹、深陷的眼眶和枯黄的眼珠。
她干瘪的嘴唇喃喃颤抖着：
“亮亮小孙孙，吃吧，多吃一点。那粉丝汤，是你最喜欢的，家穷，一年也未能让你吃几次……还有那元宝，拿去换点糖……”
她再也说不下去，声音哽噎在喉咙里。
这场面，方涛并不陌生。他仍记得，二十多年前，逢到父亲祭奠日，母亲就要这么安排一番。那时候，他已经上学，知道点科学常识，不相信这类迷信作法，也曾多次劝阻过母亲。年复一年，母亲也逐渐将此淡忘了。想不到今天，她又恢复了这早已过时的祭奠仪式。但方涛没有阻拦她。他不信鬼神。但这时，他又多么希望世界上真有鬼神呵！因为那样，他肯定会好受一些。而方涛的母亲看来还是相信的，起码比起方涛来要相信些。她相信孩子的死是命中注定，人死了，灵魂还在。方涛不忍心打破她的梦幻。他没有阻拦她，非但没有，还走进里屋，拿出他从北京带回来的香酥糖，恭恭敬敬放上小桌子，就放在那花边铁皮碗旁边。然后，方涛退后两步，站在母亲旁边，摘下帽子，垂下头，咬紧嘴唇，向着他的孩子肃穆致
哀。……
但方涛毕竟不是一个迷信的人。未久，他就和母亲激烈地吵闹了一场。
直至今天，方涛还是抑制不住锥心的痛苦恢恨着自己当时的所言所行。
那是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柳霞出工还没有回来，方涛独自一个人躲在里屋，从杂书堆里翻找亮亮留下的字迹。他一眼就瞥见了孩子的练习本。封面上粗大的铅笔字“海亮”和第一页上那首小诗，依然象当年一样清晰。练习本已经写满，最后一页上，是用红铅笔描的一幅画：“北京天安门”。孩子是多么向往北京呵！但小小年纪竟终生不能如愿。方涛再也抑制不住满眶的热泪，泪水一滴滴把铅笔画打湿了。他看不下去，抬起泪眼。壁上挂着的一个木头疙瘩一下映入眼帘。这是海亮的小手枪。方涛于是又想起了两年前孩子拿着木手枪请他玩打仗而他后来竟打了孩子的情景。方涛痛心欲裂。不过，这并不是当年孩子手里的那块木头疙瘩，而是方涛送给海亮的礼物。为了弥补那次对孩子的不公平态度，方涛决定给孩子做一把象样的手枪。一天，他找来一块榆木疙瘩，就用切菜刀砍削起来。小亮亮兴奋地蹲在方涛旁边，手撑着膝盖，乌黑的眼珠随着父亲的刀子一上一下闪动。方涛甚至能觉察得到他的胸部的起伏，听得见他紧张的呼吸声音。孩子是怀着多大的希望呵！但笨拙的方涛哪里是玩具制作者。半天半天，刀口都砍成锯齿状了，木头疙瘩还是木头疙瘩。他只好把这不成功的产品权作手枪送给孩子。海亮一手接过父亲的作品，一手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那个木头疙瘩对照着看。他眼神迷惘，显然发现不了父亲的作品到底高明在哪里。但他还是下决心把自己那个木头疙瘩丢掉了，拿起父亲给的木头疙瘩跑去向母亲报喜：
“看！妈妈，看手枪，爹爹给做的手枪！”
“呵，亲爱的孩子，我怎么竟从未想到过从北京给你买一支玩具手枪回来？”
方涛呐呐着，伏在桌上，微微抽泣。
房间门轻轻推开。母亲进来了。
方涛没有抬头，只是尽量地控制抽泣。
母亲靠近来，方涛感到她的外衣已贴着了他的背脊。他咬住嘴唇，还是没有动弹。
“儿，别太难受了。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好，出去散散心吧！”
方涛依然没有吭声，泪水仍在不停地往下掉落。
“儿，别……，别这样，”母亲抚摸着方涛的肩膀，继续说，“凡事想开些。亮亮短命，也是命中指定。说不定真象古人所说，这孩子是来讨我们前世欠他的债的。你看他活着时多顽皮，多让人操心……”
这是什么话？一股怒火从方涛胸中冲起。你，妈妈，你没有看管好孩子，疏忽了，你害死了他，毁掉了这活蹦活跳的小生命，你不自责，还跑来诋毁他！方涛猛地站起来，怒吼道：
“出去！你给我出去！”
方涛起身太猛了，他忘了母亲正贴着他的背。他猛烈地碰撞了母亲，只见母亲象失去平衡的木偶，跌跌碰碰往后倒去，“噗”的一声摔倒在墙角里。
墙壁摇晃着，“涮涮涮”掉下一大片灰土。
方涛惊呆了。他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他母亲颤颤巍巍地用胳膊撑着墙站起来。她喘着气，呆呆地望着方涛，没有责备，没有不满的神色，那干瘦的脸上，只带着迷惘的、不知所措的神态。
方涛的母亲默默地站了一会，直到喘气不那么厉害了，才扶着墙壁，颤颤巍巍地一小步一小步走出去。
方涛伏在小桌上，出声痛哭。过了一阵，听得外间一阵“嗦嗦”响动，不放心，强止住泪水，走到外间。
母亲却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正在淘米、切菜，准备做晚饭。方涛也就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去井台打水，然后扫地、喂鸡鸭。……
傍晚，柳霞下工回来，一家人象往常一样，围着小桌子吃晚饭。中间，只有柳霞讲点话，打破点静寂。然而，方涛听到的只是一个熟悉的低沉的声音在重复，根本未听清柳霞究竟说了些什么。而且，方涛怀疑，柳霞自己也未必清楚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
一家人象往常一样，九点来钟分头休息。一天，似乎又象往常一样过去了。
但女人的心总是很细的。柳霞似乎发现了什么，老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望着方涛。方涛避开她的目光，只管自己睡。柳霞辗转反侧，过了好一阵，终于打破沉默，开始盘问方涛：“白天发生了什么事？”方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答她：“没什么事。”但柳霞不信，坚决不信，低声说：“你的气色不对头，妈妈的气色也不对头。你俩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骗不了我。”
多少年来，柳霞总是能洞察方涛心底的那怕是纤细的感情变化的，有什么能瞒得过她呢？方涛咬咬嘴唇，只能如实告诉她，把下午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她。
柳霞没等方涛说完，就猛地从床上披衣坐起来：
“你！……你太不应该了。你怎么忍心再伤老人家的心？”
“霞，”方涛也跟着坐了起来，“我知道我错了。”
“你呀，”柳霞边穿衣服边说，“你真自私。孩子死了，就你伤心？就你悲哀？亮亮是你我生的，可是，也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扯养大的呵。特别是这些年，我体力不支，又忙，很少顾得上亮亮，还不是靠奶奶照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起码有一半日子的晚上是奶奶陪亮亮睡的呀！孩子晚上要撒尿，她还得抱他起来。快七十岁的人了，体弱，腿又不好使，却为你带了这么多年孩子。亮亮死了，她不心痛？就你心痛？不！她要比你心痛得多！你，你做了什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在家几天？你的功劳，就是一个月寄回家几个钱。你，你还好意思伤她老人家的心！你……你……”
柳霞说不下去了，她跳下床，向房门口跑去，嘴里一个劲叫着：
“妈！妈妈！”
没有回音。方涛一惊，预感到有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也赶忙下床，向房门口冲去。
外边静悄悄的。房门反扣着。柳霞绝望地敲着门。方涛咬紧牙关，用全身力气撞过去。门“咣啷”一声开了，震得屋顶泥块、碎砖屑“沙沙”往下掉。但他俩也顾不得这些了，箭一般向母亲的床头冲去，嘴里高叫着：
“妈妈！妈妈！”
“是谁？”
呵！是母亲的声音。这轻轻的、淡漠的回音，在此时此刻，对方涛，对柳霞，是多么巨大的安慰乃至福音！
柳霞拉开灯。母亲并没有睡，呆呆地坐在床头。她眯眼望着儿子、儿媳。
方涛下意识地发现，母亲的右手不自然地垂在腰后面。他走过去，攫住母亲的胳膊，发现她手里拿的竟是一条绳子！
“妈妈，你这是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妈妈！”柳霞一见绳子，一下扑倒在母亲怀里，“妈妈哟！……”
方涛的母亲松开手，绳子象死了的毒蛇一样滑溜到地上。她抬起左手，抚摸着柳霞的头，温和地说：
“孩子，好孩子。放宽心。妈不会自寻短见。刚才，妈是糊涂了一阵，不过很快就醒悟了。妈已经害了你们小俩口，害苦了你们俩呵！妈妈怎么还会自寻短见，让人怀疑你们俩待
我的一片孝心？不，不会的。妈不会这样去死。孩子，别哭了。放宽心，放宽心吧！”
方涛的母亲微微抬起右腿，用脚探索到那根绳子，重重踩在脚底下。
她停了停，继续说：
“有时候，我也真想死了干净。我没脸见你们。小亮亮一个人在阴间，也需要我去照应。孩子在世时，哪一天不叫我几十声奶奶，睡觉都抱着我，他怎么能没有我呵！……不过，孩子们，你们放宽心。我不会这么去死，我不能再害你们俩，我已经太对不起你们小俩口了。”
“妈！你别再这样说话！”方涛哀求着，“是我对不起你。妈妈，你的儿子太无能、太无用呵！你这么大年岁了，儿不能让你安度晚年，还让你这样劳累、受这么多罪。是儿子对不起你呵！”
“不，是我不好，是我没有照料好孩子，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柳霞嗓子沙嗄，边哭边说，“我……我……，我根本就不该来这个家啊！我当年太天真，不懂得过日子的艰难，嫁过来了，结果害苦了你们母子俩，又害死了小亮亮……”
“不……不不！”方涛和母亲的嘴唇颤抖着，却谁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外面，风“呼呼”刮着，屋子四壁跟着不停地颤抖。
一家三口，鸣咽着，抽泣着，紧紧地相依在一起，半天，半天……
又到了该离别的前夜了。深夜里，方涛和柳霞都没有睡意。俩人坐在靠窗口的一条长凳上，紧紧相依在一起。
屋子里静悄悄的。柳霞总是出神地上上下下打量着小屋。方涛知道，在柳霞的眼里，这间小屋的每一块砖、每一张瓦上，都会有亮亮的面影，更不用提小屋本身，就预示着新的艰难的生活。
一阵风过，只听得屋顶上砖瓦碎片又在“嗦嗦”往下掉。残破的东墙微微颤动，仿佛随时都会倒塌。
柳霞的身子靠方涛更紧了些，她的心似乎也跟着东墙在颤抖。
方涛想把柳霞的注意力从小屋上引开，但又找不到话。
柳霞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墙壁，过了好半天，才抬起头，望着方涛说：
“涛哥，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方涛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他无法回答。但是，他必须回答。
万般思绪涌上方涛的脑海。他不仅思念着心爱的亮亮，也想起了许师傅，想起了郑叶，想起了小陈，想起了这些年来他认识和不认识的所有善良正直的人，想起了他们的不幸，也想起了他们的不平和愤怒。方涛不知不觉攥起了拳头。不，他不相信不公正的事情能够永远存在下去，不相信生活会永远是这个样子。不，这太不公道了。
“霞，”方涛咬咬唇，轻声说，“我想，事情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真的？是真的吗？”柳霞一下睁大了热望的眼睛。
“我想是这样。”方涛说。
“那……，涛哥，你说说，什么时候才会好起来呢？”
“这……”方涛答不上来，他只是紧紧地搂住柳霞。
“涛哥，你说呀！”
可方涛还能说什么呢？
“涛哥—”
“霞……”方涛思想着说几句宽慰她的话，但他刚刚开口,喉咙就开始哽咽了。
“涛哥，你怎么了？”柳霞吃惊地问。
“没，没什么。”方涛感到自己的眼睛湿润了，泪珠已开始在眼睫上滚动。他赶紧将柳霞的头按在自己的胸脯上，他不愿让柳霞看到自己流泪。
“涛哥！”
“霞。我，我没什么。”方涛竭力控制住自己，颤声说，“可你要答应我，霞，答应我，你要坚强，要怀着希望，好好地活下去。”
“……”柳霞没有出声。
“霞，回答我，答应我。”方涛使劲地摇着柳霞，“你要是不能坚强地生活下去，我怎么走呢？”
“涛哥，……”柳霞听了方涛的话,努力将脸微微仰起，一字一句地说，“你，你放心。霞不会让你失望。霞会坚强地生活下去，照料好妈妈，等着你明年再回来。”
柳霞的声音微微颤抖，但深沉有力。方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珠一滴滴掉在柳霞的已经有些灰白的头发上。方涛久久、久久地把柳霞搂在怀里。他不仅听得到她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动，甚至还感觉得到她全身血液的流动，那是静静的，但又是那么火热，不可阻挡。方涛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小河—他在北京时常常梦见的、如今就在窗外的熟悉的家乡小河。他的左手继续紧紧地搂着柳霞，右手悄悄地抽出来，侧身推开了窗户。
呵！小小的河流，你又呈现在方涛的面前。在这寂静的秋夜里，你并没有歇息，那永不枯竭的河水，依然在不断地向前流动、流动。抹去泪花，方涛甚至还能辨别出一条条波纹，因为，在这条条的波纹底下，正微微跳荡着几颗星星。……
方涛忽然感到,那不是星星,那是他心爱的孩子—海亮的眼睛!
第七章
第二天清晨，柳霞送方涛到小河桥头。
小河还是静静地流淌着，永无止息。轻风略带凉意，两岸的杨柳树，已经开始落叶。那片片小小的黄叶，无声地离开枝头，缓缓地飘向河面，随着流水静静地滑向远方。
方涛和柳霞久久执手相视，并不说话，要说的话已经都说过了。两双湿润的眼睛，传达着相互间的无限情意。
是分手的时候了。方涛终于放开了柳霞的手，克制住满腔的依恋和辛酸，狠狠地咬了咬嘴唇，转身上路。
小路曲曲弯弯，高低不平，不间断地在方涛的面前伸展。
一直走了六、七分钟，方涛才站住，回头望了望。田野灰蒙蒙一片，村庄已笼罩在昏沉沉的迷雾中。但是，方涛依稀看到柳霞的身影仍屹立在小河桥头。
方涛伫立片刻，再次转身前行。他心乱纷纷，两腿只由习惯支配着运动，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到了车站，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火车一声长鸣，把方涛从纷乱中唤醒。
列车，是方涛熟悉的。它南来北往，多少回把他送回故乡，又多少回把他运往远方。它装载过他的喜悦、他的幸福，也装载过他的别情、他的烦恼、他的忧伤。而今天，它又装载着他的哀思、他的悲愤，将他运往茫茫的前方。
列车呵，你能知道方涛此时此刻的心境么？你能窥探出车厢里每一位旅客的内心世界么？
列车行进着，穿过城市，驶进旷野，越过山山水水。在隆隆的车轮声中，不时地响起汽笛长长的嘶鸣。
车厢里十分拥挤。座位全部超员。方涛坐的三人椅上挤了五个人：方涛、一个五十来岁的工人、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孩子都不大，一个两三岁，另一个还在吃奶。妇女的丈夫在东北一个小厂工作，两口子已经近两年没有见面了。工人是因为远在西北的老伴重病请假回去照料的。他们的座位对面，坐着四个衣衫褴褛的工匠，看样子是从农村跑出来卖艺糊口的，大概是许多日子没有好好睡过觉的缘故，全都脚踩着工具箱养神。
靠另一边车窗坐的是六个小伙子。他们穿着褪色黄军装，脸容瘦削灰暗，一上车就开始打牌。据靠过道坐着的一个介绍，他们是在大西北插队的上海知识青年，都有五、六年的插队历史了。
车内能有个位置挨着挤着的，还算是幸运儿。站着的大有人在。每到一站，都有人拼命往上面挤。先是过道里，然后是厕所外的洗脸间，再后来是车厢交接处、车门两侧，都挤得水息不通。
车厢的广播喇叭似乎还嫌里面不够热闹，反反复复宣传着神州大地“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声嘶力竭地鼓动人们为“世界革命”不断奋斗。其实，这种鼓动完全是多余的。车厢内的斗争形势本来就颇为逼人。车厢中间的人想上个厕所，起码在半小时以前就得开始进行不屈不挠的开路斗争。
与广播喇叭的单调乏味相反，车厢里洋溢着风趣横生的语言。
过道上总是最热闹的：
“同志，请让一让。”
“唷，轻一点，脚都给你踩扁了。”
“劳驾，闪闪道。”
“妈的，要把人挤死怎么的？”……
座位上则另有一番光景：
“对不起，脚麻木得实在受不了，往你的小腿肚间伸一伸好不好？”
“小心！别碰我两裤腿泥。”
“唉，脚怎么也无法伸直，酸麻死了，真该上车时就砍掉。”
“最难受的还是腰—”
“脖子也不好受。”
“都砍掉！都砍掉！”……
突然,座位中间的一个人提腿怪叫起来:
“天哪，怎么发起大水来了？”
哪里是发大水，车内的水龙头早已滴水不流。那是一个小孩撒了一泡尿。
“见鬼！怎么又下起雨来了？”
哪会是雨，沾满泥尘的车窗根本就不曾打开过，也打不开。那是行李架上一个破帆布包里渗出来的臭水珠，里面几条发臭的带鱼正在腐烂。
接着，是不分区域的咳嗽声、打喷嚏声，一个传一个，此伏彼起。那些不知困倦的旅客，则相互介绍着挤上车来的艰苦斗争历程。
但终于，随着夜色深沉，各种声音都慢慢地小了、稀了。打牌的几个小伙子，也开始打呵欠了。
“天不早了，睡吧。”靠车窗的一个小青年放下牌说。
“睡？”他对面的一个高个儿立即反对，“这车厢哪能睡觉？”
“可老打牌也够乏味的。”小青年说。
“什么？乏味？你想半途而废？”高个儿突然站起身，冲着小青年大吼一声，“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
显然，他摹仿的是当时政台上一个炙手可热的权贵的训人腔调。
其它三个先是一楞，但很快会心地相视而笑。
靠窗口的另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慢慢站起来，压紧嗓门，发出女人一样尖利的叫声：
“革命小将们！我支持你们，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首长英明！”他旁边的一个小矮个儿手挥纸牌紧接着说，“鄙人又完成论著一篇：‘评—’……”
“去！”靠车窗的那个小青年把牌夺过来往地上摔去，“颠来倒去还不就是那么几张臭牌，还不如丢垃圾堆里去！”……
逐渐安静的车厢里，突然响起这一阵喧叫，大家先是吃了一惊，但很快，这里那里，发出了阵阵会心的笑声：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小伙子们没有料到会有那么多人听着他们的话，似乎又拘谨起来。他们赶紧发牌正式开战，企图用打牌的新的吵闹声来转移大家对刚才的笑骂声的注意。
但没有用，轻笑声此起彼伏。而且也没有必要。在如此拥挤、吵杂、肮脏的夜半车厢里，决不会有什么“坚定革命家”前来体验生活。
“哈哈哈哈！”我旁边那个老工人忽然开怀大笑。
“你们在笑什么？”中年妇女方才正专心给孩子喂奶，似乎有点纳闷不解。
“你没听见？刚才的多口相声？”
“哈哈哈哈！”对面的几个木工也一下子精神起来，睁眼大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笑声变高了。打牌的几个青年人一见此情，干脆把牌往小桌上一撂，也一个个捧腹大笑起来。中年妇女也傻傻地笑着，连那个吃奶的婴儿，也放开奶头喜咧开嘴。
顿时，整个车厢都充满了欢乐的笑声。人们笑得那么舒畅、惬意，眼冒泪花。不管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不管你来自哪儿，不管你想去哪儿；不管是上车时相互扶持过的，还是刚刚挤过、骂过的；在这欢乐的笑声里，大家一下子就变得那么融洽、亲热、心心相印。而同时，那些当时政台上不可一世的人物，不管是“旗手”也好，“理论家”也好，“坚定左派”也好，都在这小小的车厢里小小老百姓的欢笑声中化成了无足轻重的小丑。
火车奔驰着，装载着满车厢欢快的笑声。原先显得那么单调、沉闷的车轮声，也一下子显得充满朝气和活力。
车轮声中，方涛似乎听到家乡的小河也在奔腾。
呵！人们没有昏睡，山河终将怒吼。方涛忽然感到，这不是车轮在响，而是祖国的大动脉在有力地跳动。
方涛也轻轻地笑着、笑着，感到轻松、感到欢畅，心里燃烧起希望。……
1979.11–1980.2 北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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