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应元

（一）

诺顿族是多哥的一个少数民族，只有二万五千多人，居住在多哥北方杜弗尔古省尼昂杜古镇一带。我在多哥工作期间，曾专程前往尼昂杜古镇，一窥诺顿族人的习俗和风貌。

诺顿族人的房舍，古朴而独特。一堵髙髙的棕色泥墙，围着大大小小许多间圆锥形顶的草房。墙门不大，中间立有石柱，门显得更狭窄。而跨入门槛，却是庭院深广，群屋拱卫。墙门两側各有一间较髙的房子，左为户主所居，右是未婚长子住房。这两间房里，一般都放有斧头、大刀、长矛等武器。父亲作为一家之主，有责任守卫墙门，保护家园；长子则有义务协助父亲。故他们的房间，总是紧靠墙门。

户主房子的里侧，是妻子住房。诺顿族仍流行一夫多妻制，有几个妻子就有几间住房。妻子职责是保护女儿和幼小的男孩，和他们同居一室。妻子还负责做饭，所以厨房总是建在妻子住房的旁边。现在，也有些家庭是一夫一妻的，这些家庭的住宅，往往建有一间长方形的夫妇居室。长子住房里側，是其他儿子的住房。有几个儿子就有几间住房。户主母亲的住房就建在孙儿住房的中间。再往里，便是大大小小的仓库。

院内，往往建有原始的宗教祭台。有的大院后面，还有小院。小院里搭有畜棚和一些堆放杂物的小屋，中间是嗮场。两个院子之间，有一门相通。

从诺顿人的房舍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父亲处于主宰地位的小社会。

然而在历史上，诺顿族家庭的主人并不是父亲，而是母亲的兄弟。那时，母亲带着孩子，与自己的兄弟住在一起，做父亲的只能在晚上将妻子接回家里，天一亮，妻子就离去。孩子也不属于父亲，而属于母亲及其娘家。

现在，做父亲的为取得对孩子的所有权，必须举行一次称为「加阿贝」的礼仪。至时，做父亲的要盛宴款待妻子娘家人和其他亲朋故友；晚上，还要举行达姆鼓歌舞盛会。为组织这样一次礼仪活动，做父亲的要费很大一笔钱。「加阿贝」礼议实际上是做父亲的向妻属「续买」孩子所有权的一种仪式。

但是，即使举行过了「加阿贝」礼仪，妻子的兄弟对外甥尤其是长甥仍有较大的权力。孩子称舅舅为「爸爸」。儿子若生了父亲的气，仍可以到舅舅家去长期居住，旁人无权干预。

（二）部族年龄班

美国作家哈利的著名小说《根》，描写过几个世纪以前，非洲冈比亚河流域阿坎族青少年按年龄划分社会班级的事。今天，在诺顿族一些部族里，同样保留着以年龄划分社会班级这一传统。每个社会班级都有特定的教育内容和训练方式，除了过小的孩子外，每个人都负有一定的社会义务。

诺顿族的一些部族，孩子从出生到三岁属第一班级。这个班级的孩子，完全由母亲养育。三岁至六岁属第二班级。在这个阶段，女孩子仍由母亲养育，男孩子的教育则由父亲负责。六岁至十三四岁的孩子属第三班级。这期间，男孩子学会饲养家畜，学会游泳，看守成熟的庄稼，女孩子学会帮母亲做饭、看小孩。女孩子结婚前一直和母亲同室而居，男孩子独睡一屋。十三四岁至十六七岁属第四班级。这时，孩子们除继续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劳动外，将进行第一次纹身。父亲和孩子的舅舅商议确定纹身日子，并举行仪式，同时为孩子聘请生活向导，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纹身后，孩子去舅舅家过六天的幽禁生活，思考如何做人。经过纹身仪式，孩子就算长大了，父母不能再揍他。

十六七岁至二十四五岁为第五班级。在此期间，男青年要从事田间劳动，要积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能保卫部族利益的战士。部族为他们举行为时半月的达姆鼓舞会，组织射箭比赛。比赛结束，部族举行庄严仪式，授予弓箭。从此，他们可以出席部族的议事会议，拜访部族长者。女孩子在这期间可以出嫁了。二十四五岁到四十来岁属第六班级。这个班级的男子是部族战士和保卫者。他们成家立业，平时种地、打猎，战时出征。在此期间，他们要进行第二次纹身，参加狩猎与口才比赛。妇女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可应聘充当別家女孩子的生活向导。四十岁以上的人就进入了第七班级，即成熟期。习俗认为，上帝总是让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和杰出的人在年轻时死去，能活到四十岁的人一定性格温和，公允持平，最适宜于教育后辈。所以，这一班级的人在部族里很受敬重。他们有义务参与管理部族事务和教育后代。

在部族同一个年龄班级里，成员之间关系密切，他们平时都以兄弟姊妹相称，整个部族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三）对歌揭短和其他

诺顿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节日活动丰富多采。出生死亡，播种收获，狩猎出征，都有一定的礼仪和规矩。

诺顿人死了，死者必须侧卧，一手垫着头。男的脸朝东，右手垫于头下，左手放上锄头、弓箭，意为太阳东升时死者将下地劳动或到野外打猎。女的脸朝四，左手垫于头下，右边放上葫芦、臼杵一类的东西，示意太阳下山时她必须为全家舂好谷物，准备好晚饭。

旱季是诺顿族人的狩猎季节。每年一月旱季來临之吋，诺顿人便举行隆重的狩猎仪式：上午，村人会聚在一起，杀牲祭神。然后，猎人们背着神鼓，手持弓箭、猎枪，在村民的欢送下，赴山野打猎。直至日落西山。次日，举行地区性的大围猎。届时，一位猎手跑到山脚的大树下点起信号火把，各村的猎手们立即从四面八方奔向猎场，追捕猎物，进行大围猎。围猎结束后，年轻的猎手便背猎物，跑回各自村庄。村里，村民们夹道迎接猎手们，向他们表示祝贺。晚上，各村还举行庆祝狩猎季节到来的达姆鼓盛会。猎手们背着武器和猎获物，载歌载舞，其他人或者与他们一起歌舞，或在周围击节助兴，通宵达旦。

每年七月，诺顿族人驱除晦气的仪式很隆重。清晨，家家户户杀鸡祭神，祈求安宁。早饭后，村民排成长队，有的敲鼓，有的吹号角，有的唱歌，喊着本部族的地界巡行。他们边走边用泥饼在地界的树木和石头上划下标记，最后把象征晦气的黑锅丢弃于界外。回村时，大家又纷纷在小河里洗澡净身。这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实际上是诺顿族诸部族确认本族疆界的集体行动。

诺顿族有的部族还有一种相互揭短的村庄对歌，很有意思。对歌时，两个村子的居民来到一小树林里，面对面列队站好后，就开始用歌声自由地揭发对方有的人曾干过偷懒、贪吃、小偷小摸、殴斗、通奸等不光彩行为。这种对歌一般不指名道姓。人们都把这种对歌揭短视为拯救迷途者灵魂的良好方式，被揭发者不能发火、动武，一定要耐心听完，而且看到歌唱者累了、渴了，还得供给吃喝。这样对歌揭短，从未发生争吵，更不会发生骚乱和殴斗。

（四）现代酋长制

早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入侵多哥以前，诺顿族已经在父系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了酋长制。当时，酋长集宗教、社会和政冶权力于一身，被看作是上天、神和村民之间的联系人，酋长在部族里享有不容置疑的尊严。但酋长只能从被称为「王族」的大家族中产生，通过「神示」、占卜来确定人选。

从十五世纪起，葡、英、法、徳等国殖民者相继入侵多哥，诺顿族的传统社会结构遭到了破坏，殖民者的代理人取代了酋长，成为诺顿族的统治者。

一九六0年，多哥获得了独立。起初，多哥政府没有尊重诺顿族人选择自己的酋长的意愿，派了政府官员去管理他们；这些官员又大部分来自南部地区，与诺顿人格格不入。政府的做法引起了诺顿人的不满。一九六七年埃亚德马总统执政，部族问题受到重视，从那以后，诺顿族人可以通过群众性的选举选出白己的酋长。

一九七六年九月，诺顿族的塞巴部族选举乡一级酋长。选举前，先由群周选了四名候选人，再由政府派警察、宪兵帮助了解候选人的品行，由省长审查候选人资格，确定候选人名单。选举时，选民赞成哪个候选人，就站在他(她)的背后。背后站的选民最多者当选。随后，选举主持人将选举结果汇报省长备案。乡级以上当选的酋长还得由总统任命确认。

酋长上任要举行传统的登基典礼。届时，政府派代表参加，政府代表向新酋长颁发总统签发的任命书。尔后，村民们举行达姆鼓盛会，以示祝贺。

多哥政府要求酋长们要成为「政府和劳动群众之间最好的中间人」，在政府机构的监督下行使职权。政府还规定，群众如果对酋长不满，可以上告，请求总统予以罢免。实际上，当选的酋长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政府基层官员。现在，酋长在社会上也享有较高的荣誉，政府举行国宴，或迎接外国贵宾时，都有酋长代表出席。每年，酋长还获得政府发给的经济津贴。

可以说，这是一种现代酋长制吧。

刊《羊城晚报》1985年10月10日~12日

苏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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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哥，尤其是它的农村，原始宗教仍有较大影响。在这个人口不过300多万的国家，信奉原始宗教的人数要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不管走到哪里，人们总能很容易地发觉原始宗教的观念、偶像、礼仪在人们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中还在起着作用。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外界影响的渗入，原始宗教的地位和影响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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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芸众神受供奉

原始宗教有着众多的需要加以崇拜的神祗。

在多哥农村，许多村庄的入口处都立有泥塑神像。在家庭的院场内、屋门口，也总有一、两个，甚至好几个泥塑小神像。在大村庄和集镇中心，还往往建有神庙，供奉着各种神像、神物。这类神像大多造型粗糙，有的只不过在顶部置有象征脑袋的圆锥体。神像脸部也至多用贝壳锒嵌出眼睛、鼻子和嘴巴，有的身上还插着一些象征刀戟的铁片。但是，这并不能减弱它们在当地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原始宗教信仰万物有灵。受到崇拜和供奉的神灵包括祖宗、庄稼、树木、动物、土地以至天象。

多哥的原始宗教认为，人死了，灵魂依然存在。祖宗的灵魂可以守护自己的家庭和村庄。它们保护后代，驱除灾祸，暗中惩罚伤害本家族的恶人，甚至能使农业丰收。在多哥南方，人们还相信祖宗可以再生，认为每个新生婴儿都是一位祖宗的化身。因此，孩子出生不久，还要举行仪式来让祭师指明这是哪位祖宗的复生。

但是，并不是所有亡人的灵魂都有这么大的威力。据说，能够复生的祖宗首先必须在生前为人正直、清廉，并享有高寿；同时，在他死后，后代还需为他举行丧礼，并经常祭祀以超度他的灵魂。

除了祖宗的神灵，受到供奉的还有不少自然神。多哥人最熟悉的自然神有大气神、村庄守护神、蛇神、雷神、天花神等，其中有些因有益于人类而受到敬重，也有些由于带来灾祸而受到敬畏。在乡村地区，一些髙大的树木，如猴面包树、伊洛克树，也往往被视为保护神，上面系着标志神物的布条。

上帝高远超脱

多哥的原始宗教也有自己的上帝。

在南方，人们信仰的上帝名叫马乌。

据说，世界是由马乌创造的。他把原来象一个大葫芦似的混沌世界一分为二，底为地，盖为天，然后又创造了诸神、人、动物与植物。马乌自己也生活于其间。那时候，天与地是很接近的。妇女舂米时一不小心杵杆就会碰到天空。男人则习惯于将弄脏的手在天幕上擦试干净。有时地上食物不够，人们甚至不惜割下一小块天来煮食。人们的这些做法触犯了马乌，他干脆让天地远离开来，自己也迁居到天上。从此，上帝成了人们难以企及的天神。

上帝自己不再直接管理地面上的事情，他依靠手下的几个使者与地面保持联系。

传说马乌的主要使者有以下几个：

天神赫维叶索，他惯于以雷声发泄怒气，也称为雷神。

土地神萨克柏法，他习惯于以天花威胁人间，也称天花神；

大气神阿法，他置身于天地之间，既解天意，又谙人语；

另外，还有村庄守护神莱格巴和蛇神丹等。

传说在这些二等神之间，为争夺位次，曾发生过各种纠纷、争斗和大战。风、雨、雷、电、天花，就是他们交战时使用的武器。有些二等神甚至串通起来，要谋害上帝，但最后均为上帝制服。

林立于多哥乡村、小镇的神像，大都是这些上帝的使者，即二等神。上帝被认为是不可企及的，一般不设庙供奉。人们通过供奉上帝这些二等神来间接供奉上帝。

神秘的修道院

多哥的原始宗教也拥有自己的修道院。修道院大都建在农村或城镇的偏僻地方，通常是—些圆形或长方形草屋，里面供奉有神像、神物。

修道院的职业教徒中，有许多是世袭的，来自传统职业教徒的家族。也有些是父母将珍爱的独生子女或体弱多病的孩子送进修道院以祈求消灾减祸的。在多哥北方，专门的修道院不多，但青年男女到一定年龄都要到山林里举行领受宗教教义的仪式。

孩子进修道院，要举行隆重的礼仪。据说，入院孩子先要假装死去，由人们用白色缠腰布包裹，再卷在席中运往修道院，以表示与世俗生活彻底决裂。孩子在院里幽闭7天后，方才“苏醒”，然后由老教徒给他剃光头发，行过洗礼，祭祀过修道院神，才开始修行。

修行生活的长短因院而别，短的三、四个月，长的达数年。在院里，修行者必需严守院规，经受精神和肉体上的种种磨练和考验。闲来，他们也进行编席、编草帽、搓绳等手工劳动，产品由老教徒拿到市场出卖，作为修道院内部花费。

同一修道院教徒间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他们被认为是一个家庭的成员，以兄弟姊妹相称。

教徒还俗也有专门礼仪。家庭送来鸡、羊、酒等实物和现款，用作礼仪开销。教徒们跳起宗教舞蹈，送修行期满者回家。教徒还俗后，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结婚、生育。

修道院一般都不允许外人进去。有些修道院还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

日常生活里的宗教迷信

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还遗留着原始宗教的一些迷信色彩。

人病了，往往要去修道院求神问卜。久病不愈，要举行“驱鬼”仪式。

垃圾往往被视作灾祸的象征。人病后，家人为使病人祛病去灾，常常请祭师来，在房间里收集破布、残竹片一类垃圾，装进一个篮子，让病人将篮子丢到祭师指定的地方，表示已将晦气送走。

在洛美以东的多哥维尔村，村民还有两年一次丢垃圾、除晦气的集体行动。时间一般选在8月底、9月初。届时，家家户户清扫住房、场院，将垃圾扫成堆，晚上9点左右，一齐带着火棍将垃圾堆烧掉。第二天一大早，村民们又带着用玉米叶子包着的垃圾，到遥远的灌木林中，高叫着:“灾祸，滚吧!”将垃圾一齐抛掉。

回村时，人们去湖中洗澡、净身。

祭祀是很常见的活动。祭祀用的牺牲通常是鸡和羊。在过去，也有用人作牺牲的。十七世纪时多哥南方诺寨王就曾杀小孩作祭品，导致大批居民逃亡。但现在这类残酷行为早已绝迹。每逢村庄要搬迁时，首先必须祭祀村中原来的保护神，由年纪最大的老人向神灵陈述诸如土地贫瘠、缺水等搬迁理由。搬迁到新址后，必须祭新的村庄保护抻，祈求它的佑护。新址的第一间房屋应让年纪最大的人居住。这位老人被视作全村的“牺牲”，据说，如果神灵发怒，灾祸会首先降临到他的头上。他将代替全村居民受祸，因此，这位老人在村里备受尊敬，有些村子往往以他的名字命名。

收获时节的祭杞活动尤为隆重。收获每一茬作物时，都要举行这类活动。例如在南方，一年就有3次：5、6月份向神献玉米，9月份献木薯或非洲山药，年底献谷类。据说，作物也有灵魂，如得罪它而离去，就要歉收。农民还往往将第一批收获物埋进土里，献给土地神。收获毕回家后，则将煮熟的收获物装进一个葫芦，祭献祖先和家庭保护神。家主并代表全家感激神灵的保护，历数一年的艰辛。然后，一家人才开始食用新收获物。接着，全村人要举行集体祭祀仪式，仪式结束后，往往还要举行盛大的达姆鼓舞会，通宵达旦，甚至延续好几天。

受害的“巫婆”

宗教迷信使社会上一些人成为受人尊敬的祭师、占卜师和修道院主，同时也使一些人受到无端的歧视和迫害。处境最悲惨的是那些被视为“巫婆’的妇女。

据说，巫婆是那些徒有人形的女鬼，她们惯于在私下行法术伤害别人，晚上，其精灵还能附着在猫头鹰、枭等身上去各处作恶。有人久病不愈，往往被认为是有巫作怪。有些祭师、占卜师则有意指人为巫。一个妇女一旦被视为巫婆，处境就十分危险。她或被赶出村子，或被卖身远方，也有的甚至被杀害。即使能继续在村里过日子，也会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1983年6月14日多哥《新征途报》上，就披露了几年前一个被视为“巫婆”的妇女被亲生儿子杀害的悲惨事件。

当然，这类触目惊心的惨事目前并不多见；但是，因宗教迷信而使一些人无辜受罚的事，还时有发生。

影响正在缩小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外来影响的渗入，多哥原始宗教的影响正在逐渐缩小。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入，吸引去了大批信徒。

早在五、六十年代，多哥的一些知识分子就在自己的著作中批判原始宗教。著名作家达维•阿纳努的小说《物神的儿子》就对原始宗教的一些愚昧、野蛮的做法进行了暴露和批评。但是，阿纳努的落脚点却是奉劝人们改信基督教，在这方面，他忽视了基督教在殖民者控制非洲过程中曾经起过有害的作用。阿纳努的这种做法激起了另一些知识分子的民族情绪。多哥《对话》杂志现任总编辑巴达纳纳就很为原始宗教鸣不平。他认为，多哥的原始宗教中固然有不少消极、落后的东西，但其核心还是劝人行善、相互关心，从这一点上说，它并不比其他宗教低下。

原始宗教这一当地民众多少年来的精神伴侣，联系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渗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恐怕是很难用另一种宗教来完全取代的。笔者曾在洛美西北的一个小村里参观一次天主教徒的活动。那里，供奉的虽是抱着耶苏的圣母像，但教徒们大都身上洒着白粉，跳着非洲舞步，唱着非洲歌曲，甚至举着原始宗教的“神凳”，充满当地民族色彩。据说，许多农民改信基督教，只是为了孩子念书方便，因为教会在多哥办了不少学校。

多哥独立后，政府并不鼓励原始宗教，也不明令禁止。当然，对于宗教迷信引起的一些野蛮行为，政府也会干预。例如，上面提到的那个杀死亲生母亲的康康界，就被法院判处10年徒刑。

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农村许多青少年有机会进城念书或工作，农村修道院修行者的预备队伍大大缩小。不信教的年轻人也在增多。一些繁琐的宗教仪式在简化甚至消失。

卫生事业的发展也使原始宗教驱鬼治病一类的法术渐渐失去市场。不过，在祭师、修道院主制作的“圣水”“圣药’冲间，固然不乏毒品，却也有一些真有治疗作用的民间验方。目前，政府也在有意识地组织人力研究和继承这一传统的医药遗产。

有些原始宗教活动，例如焚烧和丢弃垃圾除邪，实际上已演变成清洁卫生大扫除；一年数度收获时节的祭祀，已演变为群众性的庆丰收节。对于收获节祭祀这一类活动，政府不仅赞同，至时还常常派出重要官员参加。节庆开始时，按照传统风习仍要举行杀鸡宰羊等祭祀仪式，但是，在节庆主待人的讲话里，重点赞扬的却已是政府的功绩和村民的辛劳。政府官员也常常利用这些场合宣传政府的政策。这，恐怕也算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改革吧？

刊《环球》1985年10月号

唐贝尔玛族传统住宅参观记

苏应元

既没有金碧辉煌的高大屋顶，也并无精雕细镂的梁柱门窗，一幢幢由泥土垒墙，茅草盖顶的多哥唐贝尔玛族的住宅，却以其朴素而别致的风格，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

唐贝尔玛族是多哥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人口约10，000，聚居在卡拉市以北五、六十公里的克伦省，素有“出色泥水匠”之称。对唐贝尔玛族的住宅，我们闻名已久，早就想去看看。

卡拉是一个新兴城市。一幢幢漂亮的别墅式建筑，耸立在大量的铁皮顶平房之间；几条宽宽的沥青路，串连起小街小巷的一条条黄色土路，处处给人以一种正在发展中的印象。我们的汽车穿城而过，径直向克伦省首府康岱镇驶去。

多哥北方的1月正是旱季。从撒哈拉大沙漠到来的“哈曼丹”风，挟带着迷雾般的沙尘笼罩大地。远远的拉马山与公路平行伸展，忽隐忽现。旷野上，不时地闪现出一片片庄稼地。非洲山药地里新培的小土堆星罗棋布，木薯地里的行行新苗已呈现出墨绿色，充满生机。而在地势稍微低洼的地方，时而涌现出成片的棕榈林、木瓜园和香蕉园，里面升腾起缕缕青烟，吿诉你有村庄隐掩其间。在远山和旷野相接的坡地上，挺立着一棵又一棵猴面包树，在尘雾里奋力展现出粗壮的躯干和枝条。几只苍鹰，在低空滑翔盘旋，把广袤的原野组成一幅统一的画面。

车行30多公里，公路前方陡然出现一个小小的村庄。一道一人来髙的土围墙，环绕着八、九间高低不等的圆形土屋。屋顶呈圆锥形，由茅草编成，尖端倒扣着黄泥罐，防止渗雨。我们的汽车驶近村子时，从村里跑出七八个小孩，涌到路边，向我们招手致意。他们高兴地引我们这几个陌生的中国人进村。

这是多哥北方必耶族（改）和诺顿族居住地区常见的一种住宅形式。一个村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家庭。村前是一棵粗壮的候面包树，周围围着木桩。孩子们说，这是保护村子的物神，逢年过节都要祭奉。院子入口处仅一米来宽，中间竖普两块条石，人只能侧着身子进去。这种设计原先很可能是为防止歹徒闯入。进了院子才发现，原来，我们从外面看到的房屋还只是外圈，里面还建有不少间圆形房屋。院里唯一一块大点的空地上，还放着3个大酒坛，上面覆盖着棕榈叶，但地面全很结实、光滑，看来是细心捶打过的，如不细看，很容易误认为是三合土的。

圆形房屋有大有小，最大的一间在院子中央，是家长住室。厨房、粮店、孩子卧室等，分列两侧。房屋外表都很整洁，门口也很少堆放杂物。唯见进口处的一间房外，斜靠着两根捆在一起的长竹竿。其捆法很有规律，总是间隔一尺来长绕几圈树皮。孩子们说，这是他们摘木棉用的梯子，由于父母不在家，孩子们不便让我们进屋。但最大的一个约莫十四、五岁的孩子还是把我们领到他自己的卧室跟前。那是一间小小的房子，有着一个小小的门洞，只能俯着身子才能从门洞往里窥视。屋里没有床，只有一条布单和几件衣服铺在地上。靠门洞这头，摊放着一叠书和练习本，正对者着门洞的墙上，悬挂者一块小黑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代数方程式。原来，这间小屋的主人已经是个中学生了。

我们在欢愉的笑声中和孩子们道别。汽车驶离村子不一会，山野显得荒芜起来。坡地上尽是犬牙交错的石头、稀稀落落生长着的小树和灌木，没有几许枝叶。风起处，满天尘雾迷漫。车行中，人们颇有一种回溯历史长河、进入洪荒世界的感觉。

半小时后，草木又商渐茂密起来，两边不时出现小块小块的木薯地。当汽车驶过一大片长满茅草的缓坡地时，我们看见坡地中央聚集着一大群人。妇女们穿着鲜红翠绿、色彩艳丽的衣裙；男子身披长袍。原来这是一个当地农民的露天集市。人流里，不时地闪现出一个个摆着花布、陶罐或日用百货的小摊。克伦省省府康岱镇就位于集市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包上。

康岱镇犹如套在小山包上的一个花环。中央是一个圆形广场，广场周围呈放射形，从东西南北方向各有一条大路通往山坡下。街市热闹，出售的大多是本地物产。

克伦省省长30来岁，对我们非常热情。他说:“参观没有问题，就是路不近，我找一个人带引你们去吧!”

省长亲自把我们介绍给克伦省的军区司令，军区司令为我们找来一位年轻士兵，让他做我们的向导。

唐贝尔玛地区在康岱镇的东北部，只有一条土路相通。由于是旱季，路面很硬实，行车并不困难。土路两边，都是一人来髙的杂树和荒草，偶尔可以见到不多几只棕色小牛和灰色羊羔在里面觅食。在杂树荒草的尽头，远山隐现。向导说，那就是唐贝尔玛山，与在那边居住的民族同名。这位向导二十六、七岁，莫巴族人，很健谈，参军已经5年了。

车行半个多小时，经过一条河流。河不大，水也浅，桥由木条铺成。河边树翠草肥，在荒野中非常引人注目。向导说:“这河名叫克伦河。过了河，就是唐贝尔玛地区了。”

果然，前面开始出现小片小片的耕地。不一会，杂树荒草突然消失，展现出一大片广阔的高粱地。高粱刚刚收割，穗子都已砍去，只留下一人来高的杆秸。在髙粱地深处，有一棵棵雄伟的猴面包树，在猴面包树后面，有一座又一座堡垒形的房屋。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车子在插着“瓦伦髙”地名牌的一块空地上停下，马上，一大群小孩围过来，前呼后拥地把我们带到前面不远处的一座堡垒形房屋前。

向导告诉我们，这样的房子，当地人称为“塔塔”。我们面前的“塔塔”是一位酋长的家，几间四、五米高的圆形房屋, 被一道土围墙串连成一个大圆垒，耸立于田野之上。宅前不远，有一个的四面没有遮掩的茅草棚子，棚顶下是一个半尺来高的土圆台。我们来到时，圆台上正聚集坐着七、八个老人。虽然天气很热，老人们都穿着条纹布长袍，戴着圆帽。在非洲不少地方，戴帽子是有身份的标志。向导说:“这是当地的长老在酋长家里开议事会议。”不过看起来，老人们随便坐着，手持烟斗，更象是在乘凉聊天。

老人们注意到汽车的到来，一个个扬起睑，带着怀疑的目光打量我们。

向导俯身向居中坐的一位头戴兽皮圆帽、手持长烟斗的老人低语了几句。

但老人听不憧。虽说向导家乡距离这里不算远，但民族不同，语言也不相通。

向导改用法语也不行。全亏孩子中有一个十二、三岁的懂些法语，于是由他充当翻译。

向导于是让孩子告诉老人:“这几位外国朋友想参观参观您的住宅。”

老人绷紧脸，只是上下打量我们，并不答话。

向导补充说:“这几位朋友是省长介绍来的。”

老人咕噜了几句。小孩翻译说:“酋长问：省长自己怎么不来?”

向导解释说:“省长很忙，他让我陪着来。”

“他们是什么地方人?”酋长问，眼睛并不看我们。

“是中国朋友”，向导说。

“中国人，朋友!”小孩也说。

“中国人?”老人若有所思，脸慢慢地舒展了。看来，他似乎听说过中国。酋长低头沉默了一会儿，脸转向我们，问：

“你们只是参观?”

“是的。”

“只参观参观就算完事吗?”老人的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

“当然，我们也带来了一点小小的纪念品。”

老人们放声大笑起来。酋长用长烟斗指指古堡式建筑,示意我们进去，转脸又继续与其他老人说笑起来。

小翻译又主动充当了小向导，带领我们绕过门前几个圆锥体泥塑祭台，向住宅正面一个挟长的门洞走去。

跨入门洞，眼前一片昏暗。过了好一会，才借着从洞门射进来的光线，渐渐地分辨出一些东西，这是一间小前厅。不过三、四平方米大小，被两道矮墙分为3部分。左边是泥砌的一个高台，上面放着一个手转小磨。右边是高出地面半尺左右的土墩，安置着一个石臼，臼里残留着一些“福尼奥”（当地的主要食粮之一，状似小米），中间是过道，过道尽头，又是一个门洞，洞顶插着密密的一排短棍，上面挂满了弓、箭、斧子、木葫芦和一些形状各异的野兽头骨。

跨进第二个门洞，里面更阴暗了，只觉得凉气袭人。这是一大间牛栏，靠右边竖立若二、三十根大木桩。那是上面一层房子的支拄，也用来拴牛。现在是旱季，牛都已赶到外面山野里去了。牛栏侧边还有一道墙，墙跟有一个小洞，看去漆黑一团。小向导说，那里面是羊栏。牛栏没有窗户，只从左侧射进来一束光线，那是楼梯口，有一个泥砌梯子通往上方。我们走过去时，忽听得脚边“息嗦”一声，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条狗。小向导吆喝一声，狗乖乖地伏到地上。泥梯第一级高出地面2尺多，我们几乎是爬上去的。那上面有一间下圆房，直径两米左右，靠—边砌着3个支锅用的泥墩子，旁边放着锅和罐。小向导说，这是雨季用的厨房，旱季做饭大都在上面高台上。他边说边领我们沿狭长的泥梯继续往上走。突然,，迎面射来刺眼的亮光，我们部不由得把眼睛眯缝起來。没有想到，我们已经来到泥堡的高台上。

岛台20多米长，虽是泥土筑成，却结结实实，没冇裂缝，踩上去“蹬蹬”有声。高台四周围有齐腰必高的箭垛墙。沿着这墙，建有一个仓库、两个晒台和一间小房。仓库在东北角，呈圆锥形，茅草顶，与住房在外表上无甚差别。仓库墙上斜倚着一根作梯子用的树杆，上面用斧子均匀地劈有道道脚蹬。我们依次登梯爬上仓顶。仓顶可以揭开，里面分3格，一个格里放着高梁穗，另一个格里放着非洲山药，第三个格里放着“福尼奥”。仓库两侧，建有两个椭圆形的齐肩高的晒台,铺晒着高粱粒。虽然这时太阳西斜,天色已喑，但摸摸高粱粒，还很烫手。小屋建在高台西南侧，是孩子的卧室，

在高台中央偏东南处，建有一间大圆房。大圆房也是茅草做顶，但外形很矮，只高出台面1米左右，另有一半在台面下面。门洞狹而矮，只可供一人匍匐进出，这是泥堡男女主人的卧室，里面铺着缠腰布和其他衣物。门洞前面不远，有几个直径一、二寸的小孔。小向导说，这是阻击歹徒闯入的箭孔，它正对着上来的通道。他并补充说，这类箭孔，在大圆房的底部也有；过去，在泥堡入口处，也常常藏有一触即发的暗箭！

看来，这泥造的建筑完全可以称之为泥的堡垒。那狭窄的门洞、昏暗的前厅、迷宫般的畜棚、难攀登的楼梯、弯弯曲曲的过道，真能使私自闯入的歹陡莫测高深。再加上高台上早有准备的箭垛、箭孔、底层内设置的暗箭，猛犬，在进攻武器不甚发达的过去，确乎是极准攻占的。至于野兽，恐怕更只能在周围转转，悻悻而去。

这泥造建筑也确实造得精巧而实用。撇开重重防护设施不谈，那前厅、畜栏，厨房、粮仓、晒台、卧室，全安排得十分得体。高台本身还是个出色的观景台。纵目远眺，莽原高山，庄稼畜群，尽收眼底。天气虽热，但和风阵阵，并不显得郁闷。要是到了晚上，劳事结束，紧闭洞门，一家人聚集高台，仰望月色星光，讲述神话传说、逸闻趣事，该是多么富于诗意！

据小向导说，建造这类堡垒形住宅，所用原料不过是当地的粘土、木材，垒一层，凉干后，再往上垒弟二层，直到顶端，粘土都是经过细致捣捶过的，防止留下疙瘩。树木主要用于支撑楼面。建楼面时，先在顶柱上端加上横梁，然后在横梁间绑上树枝、柴草，最后填上粘土。一个普通家庭建造这样一幢住室，只要两三个星期就可以了。

我们不能不赞叹唐贝尔玛族人灵巧的双手，在过去基本上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条件下，他们用最原始的材料，却让造出了这等出色的建筑。

我们走出泥堡，老人们议事还没有结束。我们向主人赠送了纪念品，然后与他们挥手告别。

1984泥的堡垒刊《环球》1984年10月号

苏应元

库玛先生几次邀请我们去参观他的私人农场，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去农场的路线图。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按图索路.驱车前往。

库玛的农场位于多哥西南部的达尼高原上。车出首都洛美，一路绿树葱郁，景色明丽，两旁不时闪现的蚁山，烘托出热带非洲的风光。约莫一个半小时以后，车子开始盘山而上。山高路险，云雾缭绕，鸟鸣深谷。接着，峰回路转，前面突然出现一片开阔地，其上小路纵横，屋舍俨然，又是一番天地。路标吿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要来的达尼高原。

农场紧邻达尼专区首府阿贝耶梅镇。那是一片郊外的开阔坡地。两行俊秀的特大棕榈树，一条三、四米宽的土路，把我们引向一座白色小平房。

库玛先生就在小平房里接待我们。房间不大，但陈设頗为雅致。正面白墙上，一边挂着中非羚羊马的脑袋标本，一边挂着当地人节庆时常戴的牛角帽。靠左边是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几具非洲木雕；靠右边是床，枕边堆放着厚厚几大本农艺书籍。

库玛先生是一位农学家，年轻时去法国学习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多哥，在农业部门工作30多年，曾任多哥农村发展部局长。3年前，他退休回到自己的农场。库玛虽然当了多年的政府官员，结交甚广，但看来更象是一个学究，并不那么善于谈吐。他让我们在靠着正面墙壁的长条沙发上坐下，嘴里反反复复地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感情真诚。

“到外面看看您的农场吧!”我们提议说。

“啊，好好!”他一下子精神抖擞，转身就往门口走去。

我们首先参观了他的非洲山药的种子房。非洲山药，当地称“伊涅姆”，是一种藕状的大薯苹。那是非洲传统的粮食市场上最常见的食品。库玛说:“伊涅姆可真是好作物，长得快，栽下一个小块茎，6个来月就可长到一、二十公斤，味道好，很有营养价值。所以，每到伊涅姆收获季节，多哥的许多地区都要举行隆重的欢庆活动。”

农场的伊涅姆的种子房是一个用篱笆围起的几平方米的无顶棚子，四周悬挂一_串串老姜状的种块，其中不少己抽出嫩绿色的新芽。库玛介绍说，他们收获伊涅姆时，只把地下的大块茎切下挖出，支根还留着，不久，根上又会长出新块茎，这些新块茎就可以用来做种子。

伊涅姆的播种季节已经开始。库玛的农场几天前已经播下一大片。

离开种子房，库玛带领我们去参观他的伊涅姆地。只见一大片开垦过的土地上排列着无数的小土包，库玛轻轻拨开一个小土堆上面的土疙瘩，扒开松土，让我们看栽在里面的种块。随后，他又小心地培上土，把土疙瘩放回原处，说是为了保持土堆里的水分。离开前，他又抓了把土，眯着眼打量了很久。土很细，很松，呈灰色，颇有点象水泥。

伊涅姆田旁边，是一片木薯地。木薯长势正旺，叶阔杆粗，模样颇象蓖麻。木薯也是多哥人的主要食粮之一。库玛随手拔起一棵，木薯根部已经长了七、八个块茎，纺锤大小，顔色略带紫红。库玛说，这片木薯才栽下5个来月，如果不收，可一直生长两三年。

木薯在多哥不仅煮了吃，还披加工成“咖利”粉，“咖利”粉香味扑鼻，略酸，十分可口，是西非人珍爱的食品。“我们多哥人制造“咖利”粉技术高、质量好，远销国外，名声很大，”库玛先生自豪地介绍说。

随后，库玛带我们去参观他的咖啡园。咖啡不久前已经收获，宽广的坡地上，只留下一大片挂着暗绿色叶子的枝条。这些枝条长势一边高，一边矮。库玛说，那高的是“罗布斯”种，矮的是“阿拉布斯塔”种。“罗布斯”种已有七八年历史，逐渐老化了，农场正在着手更新。“阿拉布斯塔”就是他前三年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讲到品种的更新，库玛的双眼闪闪放光，激动地说，“农作物也应不断进步，才有希望。”

库玛是那样眷恋自己的田园，.舍不得马上离去。迟疑了片刻，他突然说：

“看看这里的草木吧!”

他指着咖啡园边沿一长溜半枯的草丛说，“你们认得这种草吗?”

那是一种一米来高的花草，花已凋谢，但还残留着干瘪花蕾,与菊花很相似。

“这种草叫‘曼达利斯’，”库玛兴奋地说，“这是我从几内亚引进的绿肥草。一块贫瘠土地，栽上它，几年就蔓延成片，使地变肥。而且，长有‘曼达利斯’的地方，连一种很难根除的杂草也会死亡。”

接者，他又指着咖啡园旁一棵大树，眨眨眼问：“这树，你们认得吗?”

那是一棵七八米高的大树，杆粗叶茂，郁郁葱葱，亭亭如盖。他说：

“这是一种有毒的树! 它的学名叫•艾面肖伦’，俗称乍地树，毒素主要在皮层。把树皮磨成粉，加上盐，撒在地上，牲畜一吃就死。而且，这种树盘根错节，与这里另一种可制饮料的树根十分相近，弄错了就要中毒。”

库玛停了片刻，沉思着说:“你们一定听说过原喀麦隆人民联盟主席穆米埃吧！他就是被殖民者用这种树做的毒粉毒死的。那是1960年的事。一天，穆米埃与一位欧洲女郎在日内瓦的一家酒店饮酒，忽然有电话找他。他离座去接电话，那位受人指使的女郎就把毒粉偷偷放进穆米埃的酒杯。这种树皮磨成的粉，与红葡萄酒顏色相近，穆米埃回到座上，未能发觉，喝了酒，中毒身亡。”

库玛的农场里还栽有许多芒果和木瓜树，路边还有好几棵本地很难见到的松树和柏树。他说，他准备在房前广种花木，把农家改造成一个小花园。

谈笑间，我们回到他的白色小屋。此时，库玛已经消除拘束，畅谈起他经营农场的经过。

他说，从五十年代起，他就开始积蓄工资购地。目前，农场已有地80公顷、这些地原先归七、八户人家所有，是库玛与各家商量后逐片购进的。而在地广人稀的达尼高原，当地的一些酋长占地多的达二、三百公顷。

库玛说，前些年，他一直在洛美做事，农场是托人代管的，种植的东西很少。直到3年前他本人退休，才雇了些农工，开始全面经营。

“前些年地大都空着吗?”

“那倒也不是。”库玛说，“那时节，当地有人要借空地种粮食，打个招呼就可来种。”

库玛解释说，这是当地的习俗。少地的农民想向地多的人家借地种粮食，是很随便的，收获后交不交租金也都听便，不能强迫。这里的土地并不肥沃，农民也没有施肥习惯，借种一二年就得另找地种。只是借田种咖啡、可可等多年生经济作物，才须签合同，并交一点租金，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让租种人的后代不致把租来的地误认为是自己的地。

“农场收益好吗?”

“年成有好有坏。这地方，雨水还不算少，但不均，保水更困堆。有些年，也旱得厉害，三四个月不下一场透雨。”

接着，库玛向我们感慨地谈起经营农场的种种难处，资金问题呀，收获物的贮存问题呀，植物品祌老化问题呀，等等。

但是，他并没有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色，沉思了—会，既象是劝慰我们又象是安慰自己，突然放大声音说：

“集少成多，鸟儿总能搭成窝!”

库玛先生精神矍铄，两眼闪闪放光。只是当你细细观察时，才会发现他那短短的棕发间已经银丝累累。他已年近六十（改），看来，正是那种对土地、庄稼和故乡的眷恋之情，重新点燃起他身上的活力。+

1983多哥一个农学家的私人农场刊《环球》1983年第12期

苏应元

我在多哥工作期间，曾经有幸到东部小镇格里基出席过“国王”弗利•贝贝十四世的登基庆典。这次经历有助于我对多哥现存的酋长制的了解。

格里基是多哥京族人的首府。十七世纪未，一批京族人为逃避当时的黑奴贩卖，在酋长弗利•贝贝的率领下，从加纳迁移到这里定居。这次登基的“国王”就是他的十四世后裔。

格里基离多哥首都洛美40多公里，位于湖泊环绕的小城阿内霍北侧。这里树木繁茂，景色十分秀丽。

登基庆典在小镇中心广场上举行。广场上聚集着成千上万的群众。男人们身穿长袍，妇女们穿着色彩绚丽的裙子，腰系崭新的缠腰布，头戴漂亮的花头巾，孩子们更是打扮得如花似锦，场南主席台上，各色彩旗迎风飞舞，在台上就座的有京族要人和政府派來的高级官员。

典礼开始，在达姆鼓和响板声中，穿着金黄色大袍的新“国王”走下主席台，站到一顶别入为他撑开的金黄色大伞底下，接受京族长老的加冕。接着，人群闪开一条通道，二、三十位胳膊和胸背涂着白粉的男女簇拥着新“国王”及其家人,缓步走上大街。他们边走边唱边舞，每走十来步远，就随着“国王”停下来, 让长老洒酒于地, 祭献上天和京族的祖先。这时候，街道         “国王”两边礼炮轰鸣，声震长空，气氛十分庄严、隆重。

“国王”一行走到街头，又掉头按向一仪式回到广场。此时，场上的人们唱起歌，跳起舞，一片欢腾。

登基典礼确乎很有国王的气派，但大会上的讲话却并无对新“国王”的溢笑之词。无论是政府高级官员，还是京族要人们的讲话，重点都是称颂多哥政府的领导和成就。新“国王”自己的就任答词，也一再强调他和京族人对政府的忠诚。

目前，在西非的多哥共和国内，象弗利•贝贝十四世这样的小君王还有不少。他们是目前在非洲一些国家中仍然合法存在的酋长制的产物。

多哥的知识界人士总喜欢说：当今多哥是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结合。“传统社会”指的就是酋长制。虽然多哥独立后确立了共和国的国家体制，但酋长制依然被保存了下来。

多哥的酋长制是在传统的家族基础上形成的。每个村都有村酋长。村上面有区，区有区酋长，区酋长往往由同一家族或部族中起源最早的一个村庄的村酋长兼任。区酋长亦称高级酋长。高级酋长之上，还有最高酋长。过去多哥境内分布着许多独立的小王国，却没有哪个王国曾征服其他王国而统治整个多哥，这些小王国今天大都在形式上保留了下来。这些传统小王国的酋长，称作最高酋长，迄今仍保留“国王”名义。格里基“国王”弗利•贝贝十四世就是其中的一位。

酋长一般是世袭的，酋长的家族也称王族，但新酋长出任，也需经过一定的推选和确认程序。例如一个村的酋长去世了，王族的家庭成员先在内部进行磋商，推举已故酋长的一个儿子接替，如该酋长嗣，就在同族男子中挑选。随后，他们将人选交王族亲属评议，征得亲属同意后，再公诸于众，咨询全村居民。在实际生活中，王族推举的人选一般总会得到确认。

    （以下小节由作者增加）

     多哥小民族众多，历史遭遇不尽相同，各地区、各民族的做法也有差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欧洲殖民者侵占多哥时，对南方酋长一般采取拉拢利用的方式，触动较小；而在北方，则往往任命自己的人来替代原来的酋长。因此，一般来说，今天，南方酋长的产生较多地保留着原有的方式；在北方，殖民者离开以后，原有的酋长制亦难复原，新任酋长往往实际上是民选的村长。即使有些地区王族影响尚存，王族也得推举几个候选人供村民选择，选民赞成哪一个，就站在哪一个候选人一边。

西北部的巴萨里族挑选酋长，还带有很大的迷信色彩。村里的长老们先合商定出一批候选人，然后，他们将候选人的名字用只有他们自己才懂得的代号分别刻在贝壳、石子或小木棍子上，放到物神面前。3天后，由祭师召集公众，展示据称是物神选定的物件，随后由长老们指出该物件代表哪位候选人，以此确定新酋长。

世袭酋长往往拥有大量土地。他们将自己种不了的土地出租，按各自的方式收取地租。也有些酋长雇人来种，由他们提供工具、种子和饭食，收获后和雇工对半平分。倘若雇工是外乡人，一般只能分到收成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按照传统，酋长管辖下的农民也要定期为酋长进行无偿劳动。即使这样，仍有大量土地无人耕种，任其荒芜。在传统的家族基础上形成的酋长制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社会两极分化，实际上已演变为封建制的一种形式。

多哥独立后，特別是自从1967年埃亚德马总统执政以来，实行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地方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方针，对酋长制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政府承认酋长制的合法存在，并把酋长制和基层政权融合在一起。目前，多哥的村、区不仅是传统的家族或部族单位，也是国家的行政单位，村酋长、区酋长同时也是该村和区的行政长官，负责向所辖群众传达政府命令，替国家征税，处理所辖地区的一般民事纠纷。最高酋长在省长领导下配合省长工作。由酋长组成“全国酋长联盟”，定期举行会议，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国王”名号予以保留。

高级酋长和最高酋长就任，需经过总统或内政部同意和任命。一些重要村子的村酋长，也需获得内政部的认可。酋长处理的民事纠纷，政府有权查询。酋长处理不了的案件，交政府警察署处理。

酋长联盟举行会议时，政府也往往派出高级宫员参加并作指导性发言。例如，1980年举行的酋长特别会议上，就讨论了关于酋长执政期限、罢免不称职酋长等重要问题，会议并向全国酋长发出了“中止滥用职权”、“免除徭役”、“不过寄生生活”等一系列倡议，号召酋长们“跟不适合现代化的东西决裂”。

政府还采取措施，限制酋长大量占有何荒废土地。1974年公布的土改法令，规定荒地5年内不开发即收归国家所有，耕地10年内不种植，按荒地处理，同样收为国有，再由国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以下小节由作者增加）

    就是酋长的登基典礼，也有一些改革。过去，像京族“国王”这样显赫的酋长登基，往往得坐在富丽的王座上，由村民们抬着，前呼后拥，绕村游行。今天，弗利•贝贝十四世毕竟是自己拿脚走路了。这当然不如人抬着舒服，但这样一来，他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也许也会更亲近一些吧！

1983多哥酋长制一瞥刊《环球》1983年2月号

苏应元

每次坐车沿着西非大西洋岸行驶，总会被沙滩上一队队打鱼人所吸引。

最常见的场面是拉网。二、三十个黑汉子分成两行，大都赤露脊梁，在炽烈的赤道阳光下不知疲依地拖曳鱼网。粗粗看去，这场景和绮丽的海岸风光并不协调，那碧蓝色的洋面、乳白色的海鸟、金色的沙滩，翠绿色的椰子林，构成一幅色彩相宜的水彩画，拉网人一行行黑色的身影插在中间，颇象是不懂事的孩子在和谐的画面上划下了道道剌眼的黑杠。

但是，当你靠近他们，你就会发现另一幅壮丽的画面。

那远望碧波盈盈的洋面，其实并不宁静，波浪重重叠叠扑向沙滩，飞腾起尘土般的白雾，仿佛有万匹骏马正从那儿驶过。波涛上，颠簸着一条又一条独木舟。拉网人的同伴们正在荡舟窥探鱼群。他们一旦发现情况，便迅速布下长条形曳网，围起一道半圆形墙，再由人游泳将缆绳送上沙滩。

毎张鱼网围住几千甚至几万平方米的海面。近岸边的网缆旁，也都站有七、八条汉子，监视着鱼网是不是垂直、平整。海浪扑来，他们一个个敏捷地蹲下潜入海底；海浪一过，黝黑的身躯又一个个露出水面，飞舞着双手将被浪头冲乱的鱼网复原，阻止鱼群外逃。最接近沙滩的人，则干脆将碰撞曳网的鱼裹在网中，让拉网人拖上岸去。

沙滩上，也并不仅仅是拉网人。高耸的椰林下，站着、蹲着、坐着几十以至上百个穿着花花绿绿裙衫的妇女和光屁股孩子。他们手持五颜六色的大搪瓷盆，密切注视着鱼网的动向。

拉网人，只是这庞大的打鱼队伍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拉网的战斗是极其艰苦、激烈的。海浪喧哗着，汹涌而来，翻滚而去，仿佛随时都会把鱼网撕破、揉碎、卷入海底。一个老汉站在两行拉网人的中间，急促地吹着口哨，进行指挥，拉网人一个个汗水淋淋，黑色的皮肤油光闪亮，肌肉明显隆凸，犹如铜铸铁打一般。他们仰着身子，双脚深埋在沙子里，要与大洋进行连续几小时只能胜利不能失败的拔河比赛。奔腾不息的浪涛声中，不时地响起他们那粗犷宏亮的号子声。

海浪并不是垂直冲向海岸的，而是从右側扑来，在岸边形成一道由西向东的湍流，将鱼网不断向东推移。拉网人一边往上拉，一边还得随着湍流不时地往东转移。一张网从起拉到靠岸，往往要向东漂移二、三百米.这也更增加了拉网的劳动强度。

但是，在二、三十条黑汉子的不懈拖曳卞，鱼网终于渐渐靠岸。网墙里侧的水面上，隐隐约约显现出银光闪闪的鱼群。沙滩上响起妇女和孩子的欢叫声。几条原先在布网的独木舟，为拦挡鱼群外逃，也跟着鱼网驶了过来。浪涛愈近沙滩，愈显凶狂，把独木舟忽而抬上峰脊，忽而又摔入沟壑。但舟上人毫无惧色，有进无退。暴怒的大海，似乎是供他们玩耍的摇篮。半空中，大群海鸟也从四面八方飞聚而来，在低空盘旋、穿梭，一旦发现有鱼儿露出水面，迅即一头扎下，啄鱼逃离，情情景十分壮丽。

不多久，曳网后部那浅蓝色的网兜也露出了水面。鼓鼓囊囊的网兜，水淋淋光闪闪仿佛装满了一袋银星。两行拉网人迅速合成一队，拧成了一股劲，此时，海滩上出现了最紧张也最精彩的场面。一个大浪涌來，拉网人齐声一呼，个个猛曳，顺势将网兜上拖。浪涛退去，他们又赶紧仰卧身躯，脚踏深沙，将级缆绳紧紧拽住。椰林下的妇女和孩子也纷纷赶来，帮着拉曳。有的大汉子则抄起船桨，绕到网兜后面，将桨插入沙子，阻挡网兜下滑。一待波浪复来，他们又一声号呼，齐心协力順势猛曳。一网鱼，少则几百斤，多则几千斤。有时侯，鱼实在太多太重，浪涛下落时，就有人迅速上前拉开网兜口，于是，妇女和孩子们立即回身操起搪瓷盆，蜂拥而上，连鱼带水装满盆子，顶上脑袋匆忙运走。接着，一个人又迅速收住网口，让拉网人乘着后浪上涌继续往高处猛曳，就这样，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一起把沉甸甸的网兜一点点拉上海水够不到的沙滩上。

这时，大洋边随即出现了运鱼、分鱼的热闹场面。这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孩子们的工作。一个捕鱼点经常同时布有几张网，年轻的黑汉子们大多已转移阵地，投入了另一场艰苦的曳网战斗。不过这里也没有不称职的运输兵。有些妇女身背吃奶小孩，竟也头顶百来斤重的鱼盆奔走如飞；—些不过一米来高的孩童，顶着的鱼盆亦有几十斤重，人们你来我往，有说又笑，一片繁忙、欢乐景象。鱼都被运至不远处的椰子林下，那里，一、二位年长老汉用一标准盒将鱼分成大致相同的小堆,让各家各户自己取走。鱼类众多：沙丁、海鳗、剑鱼、鳎鱼、鳐龟……斑驳庞杂，辨不胜辨，妇女们分得鱼，带着孩子灵巧地进行挑拣、分类，将大鱼装进篓子，把小鱼运到公路旁边的沙地上，让烈日晒成鱼干，然后再装进麻袋运走。打鱼最盛季节，公路两边的晒场,可以长达数十公里。晒鱼时，_一家一个地段，没有人看守，也不会有人偷。

这些活跃在西非大西洋岸的打鱼人，其实很少是专业渔民。他们大多农忙种地，农闲来这儿打鱼。公路内侧椰林下一间间用棕榈、椰子树枝叶搭成的茅屋，多半是他们的临时住舍。西非农民勤劳、勇敢、互助互爱，这类打鱼活动，通常是全家出动，整村合一的集体性劳动，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优良品德。

当你离开他们上路后，那望不到边际的绮丽的热带滨海风光，很快又展示在你的面前。但此刻，你恐怕不会感到那些赤露脊梁的拉网人与滨海风光不协调了。不，如果缺少了他们构成的线条，这画面会显得多么单调和缺乏生气。绮丽的自然风光固然引人注目，但是，那一群群坚韧不拔的打鱼人，那一条条搏击风浪的独木舟，尤其是鱼网上岸时那紧张、激烈的集体战斗场面，无疑会更深地刻印在你的心头。

1983大西洋边打鱼人刊《航海》1983年第5期